新中国成立60年了，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历史的洗礼，在继承20世纪前期史学成就的基础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新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书写了光彩的一页。笔者阅读有限，思考未深，试对此作如下概括，祈同行教正。
    一、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其中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是历史观进步的两次跨越。基于这一认识，在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史学时，首先就要说到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新中国60年的历史学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认识、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是唯物史观广泛传播、学习、运用的阶段；1978年至今，是深入学习、全面理解和更加合理运用的阶段。从中国史研究来说，前一阶段的特点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面貌及其规律，后一阶段的特点是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面貌及其规律。前一阶段，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地展开了讨论、商榷、辩难，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其成就、功绩之大，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在那些年代里，多数史学工作者学习唯物史观尚处在起步阶段，加之史学受到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教条主义的偏颇，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了一些弯路，经历了一些曲折，产生了一些教训。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历史学界对有关中国历史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所获得的成果，仍然成为后一阶段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及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
    在后一阶段，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感召之下，历史学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对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有了更加理性、更加自觉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决不是可以随意套用的公式。尽管经典作家早已强调了这一点，但人们只有在经受了曲折和失误之后，才深切地懂得了这个道理，从而走出“套用公式”的误区。第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只有全面地认识这个体系、辩证地理解它各个原理之间的关系，才不致使它遭到误解或曲解，避免自身的研究走向片面以致错误。第三，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人们以其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从而不仅使这一研究得到正确的或近于正确的结论，同时也丰富了唯物史观，以至于发展唯物史观。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前一阶段的成就和教训，就不会有后一阶段认识的提高和发展，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大家都知道，历史发展是不应被割断开来看待的，同样，史学发展也是不应被割断开来看待的。中国有句古话“彰往而察来”，这是既指借鉴以往的成就，也指记取以往的失误，二者对于未来都是有益的。我们对新中国60年来的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作这样的看待，才是全面看问题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
    这里说的历史理论，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或重大历史问题，在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概括性和规律性认识。从总体上看，60年来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有特点的阶段，这就是：全面提出问题、系统梳理问题、正面阐述问题。
    在全面提出问题阶段（1949-1966），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广大史学工作者受到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吸引、感召和影响，纷纷起而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从而引发了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的热烈讨论，甚至激烈的辩难。①其中，有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已经提出来的，而大部分问题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过程中，结合重新审视中国历史逐步提出来的。在这些讨论和辩难中，史学工作者各陈其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史学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它们大多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对理论的关注和热情，这是中国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重大变革的序幕。第二，尽管这些讨论、辩难并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大多数参与讨论、辩难的史学工作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阐发历史问题的理论指导。正因为如此，这些讨论、辩难的实际意义在于，一方面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一方面也促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运用，为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方法论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全面提出问题阶段，范文澜所撰《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和翦伯赞所撰《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两篇理论文章，②它们反映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