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也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理论的提高，撰述的兴盛，研究的深入。
    关于理论上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12）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三四十年代的草创时期走向发展时期的序幕，其标志便是理论上的准备和提高。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武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特点、发展规律、研究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是三四十年代所不可比拟的。
    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13）有些论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许多研究者都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问题和规律；同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教材建设的需要激发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热情。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然而，十年“文革”打断了这一发展势头。当一些史学工作者重新聚首于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末了。
    关于撰述兴盛的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史学工作者用辛勤的耕耘，装点着“百花盛开”的中国史学史园地。从1980年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到2006年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面世，在这二十多年中，平均每年至少都有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至于断代的、专题的、史家传记、史著研究、资料编纂等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则不胜枚举。从撰述的整体面貌上看，不论是在历史观点、史学视野方面，还是在内容的深入和形式的多样方面，都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生机和活力。这里，我们只能提到很有限的一些著作，以窥其一斑。
    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方面，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反映了作者以历史编纂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的撰述旨趣。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着重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不同时代史学的思想和理论。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注意在“通”的原则下突出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阶段划分明确，论述深入细致，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其长篇导论，反映了白寿彝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之理论、规划和前景的精辟论说。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著作方面，有多种论著出版，其中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由袁英光、桂遵义分撰，论述了1840-1919年的中国史学，注重考察史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对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中国史学成就，以至于近代史学学术史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14）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前一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版了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历史学30年》和于沛、周荣耀主编的《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均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分别以专论和专章概述了中国学者在中国史领域和外国史领域近30年中所取得的新进展，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生命力。
    在资料编纂方面，杨翼骧以数十年的心血编纂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15）成为治中国史学史者不可不读之书。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含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三册，分部立目，以类相从，凡604万字，是目前所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一部大型类书，初步展现了中国史学遗产中所蕴含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也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了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的方便。
    关于重要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绝非这篇短文所能评述的，此亦情理中事。在本文的最后，我想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用以表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创新的活力和发展的广阔空间。这些问题是：（1）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历史本身之认识的发展过程。（2）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史学社会作用之认识的发展过程。白寿彝认为，这是史学工作“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克服史学史撰述“内容贫枯”的两个方面。（16）（3）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这对撰写多民族史学的中国史学史、从史学史上反映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研究，这对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活力和清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是十分重要的工作。（5）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17）所谓“民族化”，是指中国史学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中国的特色、风格和气派。（6）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对加强历史教育的重大作用，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性极其鲜明的问题，从曾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吴晗，到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都在探讨历史教育的创新之路，积极维护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以上这六个问题，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在现有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中，都已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将会为中国史学史书写更新的篇章。
    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使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给古老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随着广大史学工作者学习、理解、运用唯物史观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具有历史性的新发展，为中国史学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中国史学，必将充满自信地带着自身的民族特点、风格和气派，在世界多元化的史学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