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夏鼐先生，曾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工作30余年，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但少有人知，夏鼐先生还是我国第一位埃及学博士。1934年他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于1935年9月进入伦敦大学，1936年开始专攻埃及学，1937-1940年期间，两度赴埃及参加考古发掘和考察研究。在此期间，夏鼐先生师从著名的埃及学家格兰维尔（S.Glanville）、田野考古专家惠勒（M.Wheeler），由古埃及文字学的泰斗伽丁内尔（A.H.Gardiner）亲授象形文字，并得以利用当时最新考古资料从事研究，相继在埃及学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在当时已引起英国第一位埃及学教授、“埃及考古之父”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先生从事中国考古工作，但他始终关注并参与埃及学在中国的发展，本文将细述夏鼐先生与埃及学的这段曲折而深刻的因缘。
    一、知难而进，选择埃及学
    1934年，夏鼐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并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不久又以优异成绩获得庚子赔款提供的出国奖学金，方向为考古学。1935年9月，进入伦敦大学，开始在科特奥德研究所师从叶兹教授学习中国美术史。从此时到1936年4月，夏鼐在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上，经过了反复调研、咨询、思考，最终形成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有史考古学为自己未来的研究领域，一是选择埃及学为主攻方向。他给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要求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的埃及学系，改攻埃及学并延长留学年限，并陈述理由：“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①
    这是一个知难而进的勇敢选择，反映了夏鼐在学术上的高远志向和超前眼光。与那些选择容易结业的专业、以获取洋学位为目标的留学生相比，夏鼐时刻没有忘记自己出国的初衷和原则：兼通世界学术，发扬中国学术，“师夷长技”。在清华读书期间，既已认识到“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在世界中的位置”，② 留学的目的，“不仅可得技术方面之知识，即所学之近东方面考古学知识，亦有利于将来返国后作比较研究也”。③因此，出国之前，夏鼐已明了自己的学习目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博物馆之技术，欧洲考古学方面之知识及人类学的背景，考察欧洲方面所保存的中国古物。④ 而导师傅斯年甚至建议他：范围须稍狭，择定一导师，少与中国人来往，最好不要研究中国问题。⑤
    在这样的原则下，夏鼐很快认识到在科特奥德研究所注册是个错误，并及时做了调整。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爱丁堡大学攻读史前考古；一是转往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攻读希腊罗马考古，或者埃及学。当时国内研究考古的学者以史前考古为其方向，已有李济、梁思永等。而有史考古则需要人拓荒。夏鼐认为，对中国考古学界而言，埃及考古比希腊罗马考古更有借鉴意义，而且伦敦大学的埃及考古学实力更强。英国第一个埃及学教授的职位，就是伦敦大学为埃及考古学巨匠皮特里破例设立的，这是埃及学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当然，对于学习有史考古学的困难，夏鼐有充分的认识：“第一，必须依导师意见，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第二，对于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更须注意；不若史前之遗物，仅留石器、陶器、骨器，保存较易，技术较简。第三，则以参考书籍较丰富，欲得一眉目，非多费工夫阅读不可。”⑥
    1936年4月，夏鼐，这位来自中华文明古国的学子，开始了与另一个古老文明--埃及的对话。此后的四年间，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他始终在埃及学的领域辛勤探索，并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二、师从名家，博采众长
    回顾夏鼐在伦敦的学习生涯，给人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志向高远，识见超人，总是站在中国考古学的前沿思考和选择；再就是他的勤奋刻苦，博览群书。他在1938年日记的末尾曾经写道：“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无暇阅书”尚且读过那么多书，其他年份更可想而知。粗略估算，他在1936-1937年间，每年都读书100种以上。在他当年阅过的长长书单中，大致包括三类书：埃及学及古代近东方面的专业书籍，考古学技术及理论方面的最新著作，人类学名著。⑦
    夏鼐认为，要从事考古学，必须有人类学的根基，“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斯宾塞、泰勒的‘均变论’（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