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埃及考古与串珠研究
    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4月初，夏鼐先后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Armant）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Tell Duweir）遗址的发掘。此时他已经确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1938年10月，欧战爆发，伦敦大学考古学系停办，夏鼐本来准备回国，但导师格兰维尔教授设法安排他继续求学：先是争取让学校照常颁发夏鼐得到而未领的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的42镑，又征得学校同意，让夏鼐在开罗工作一学期来代替缺少的一学期课程。这样，自1939年10月底到1940年12月初，夏鼐得以再赴埃及，进行了11个月的研究考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串珠研究”的准备工作。
    夏鼐两次探访埃及并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其时正值埃及考古的转折期。在经历了抢劫者的时代，进入科学考古阶段之后，埃及考古以二战为分水岭，前后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二战前，埃及考古注重艺术史方面的内容，以实物为主，看重铭文，偏重于研究宗教和墓葬建筑；而二战后，则关注日常生活，更多地发掘城镇聚落，最重要的则是重视文物保护，主张多勘测少发掘。
    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埃及考察学会在埃及南部的发掘工作集中在3处：阿拜多斯、阿尔曼特和阿玛尔纳。1938年1月，夏鼐就是在阿尔曼特考古工作站工作。除负责陶片整理和测绘之外，他还详细记录了考古队的工作和管理情况，包括撒哈拉遗址的集体勘测。
    随着勘察、发掘和分析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的方法，专业埃及学家也更加注意科学知识的充实，如生物人类学、地质学、遗传学和物理学。而科学家的参与，也给埃及学的研究带来了活力。如在开罗工作的化学家艾尔弗雷德·卢卡斯（Alfred Lucas），在图坦卡蒙墓发现后不久，就出版了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古代埃及的材料与工业》）的第一版，对现存关于埃及材料和工艺品方面的资料做了很好的综述，该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被视为埃及科学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卢卡斯能够接触到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很多资料，有条件整理和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出土的大批重要文物，进行数据、化学分析，其中包括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随葬品。在伦敦期间，夏鼐就阅读了《古代埃及的材料与工业》一书，在埃及期间，夏鼐与卢卡斯有频繁的交流，多次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初稿及其他文稿交给卢卡斯征求意见，而卢卡斯对夏鼐的研究评价极高，提出战后修订其名著《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时，将添加“串珠和串珠制造”部分，并采用夏鼐博士论文中的材料。
    夏鼐选择古埃及串珠为其博士论文题目时，这个领域还很少有人涉及，而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又收藏了大批皮特里在埃及发掘到的串珠，没有人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在开罗近一年的时间里，夏鼐得以对国家博物馆所藏及其他来源的串珠进行对比研究，在选题上，已经站到了埃及学研究的前沿，具备利用第一手考古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便利条件，特别是他于1940年5月开始，与最主要的发掘者皮特里有了直接的书信交流，得以亲自询问各种细节问题，并把论文的前几章寄给皮特里。1940年9月皮特里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细读了你的论文。其中最后4页主意极好。希望你回国途中能来耶路撒冷面晤叙谈”。这里所谓的“主意极好”是指夏鼐提议串珠分类，须先依材料归类，仿照皮特里Predynastic Pottery Corpus（《前王朝时期陶器集成》）之先例。
    在进行串珠研究的过程中，夏鼐不仅吸取了皮特里研究方法中的材料分类法，而且尝试利用统计学整理自己所搜集的古代埃及串珠材料，先后阅读了King's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Methods（金：《统计方法原理》），Petrie's Inductive Metrology（皮特里：《归纳的度量衡学》）等著作。
    正因为夏鼐的研究从选题到方法都敢为人先，他的工作很快就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肯定。论文写作开始不久，开罗博物馆的布伦顿先生（Mr.Brunton）就请他鉴定阿尔曼特出土的串珠，后来夏鼐写成“Beads from Saharan sites at Armant”（《阿尔曼特撒哈拉诸遗址出土的串珠》）一文，被收入Cemeteries of ArmantⅡ（《阿尔曼特诸墓地》第2卷）中。
    在开罗期间，夏鼐还写成了“Some Remarks on the Bekhen Stone”（《关于贝克汉岩的几点评述》）、《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几颗埃及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等文章，先后得以发表。其中《关于贝克汉岩的几点评述》是与埃及学家Alan Rowe（艾伦·罗威）进行商榷的文章，夏鼐读过艾伦·罗威关于贝克汉岩的一篇文章后，对其观点有不同意见，并且当面与之讨论，艾伦·罗威建议夏鼐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在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l' Egypte（《埃及古物研究年报》）上发表。夏鼐很快找到一份古埃及文字的新材料，证明贝克汉一词应译为“塔门”，而非艾伦·罗威所说的“祭坛”。文章写成后，经过与艾伦·罗威反复辩论，夏鼐删去“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is incorrect”（原译不正确），改轻语气，谓“Another interpretation may be given”（可以有另一译法）。此事说明夏鼐使用古埃及文字的考据功夫已经相当深厚。
    夏鼐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是在1940年回国以后，于1943年7月最后写完的，10月设法寄往英国。伦敦大学正式通过并颁发博士证书的时间是1946年7月。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至今还保存着夏鼐先生当年亲手抄制的近2000张卡片（“Shiah Bead CorpusⅠ，Ⅱ”），把皮特里收藏品里的1760枚珠子，按形制、颜色、材料、文饰、出土地、时代、用途登记，并手绘线图。夏鼐先生家里，至今保存着他带回的资料卡片，以及论文副本。1995年，笔者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所托，翻译该论文导言第一章，在此过程中，得以亲眼目睹这份珍贵的手稿和资料卡片，编目严谨而有条理，写作思路清晰而缜密，英文流畅优美，可以看出夏鼐当年做学问的扎实功底。事过60多年，论文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有合适机会，当予以出版。
    格兰维尔教授在1938年6月30日写给学院院长的信中称赞了夏鼐的天赋：
    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无所知。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这与他很快就适应了考古学是一样的……从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考古经历来看，不只一两位考古学家证明他对不同类型遗址的发掘技能都能掌握，并能融会贯通。我坚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就会成为蜚声考古学界的学者。……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勤奋的和值得信赖的学生。⑩
    诚如格兰维尔教授所预见的那样，夏鼐回国后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