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梳理问题阶段（1977-1988），史学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鼓舞下，一方面提出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一方面则出现了系统梳理问题的趋势，旨在把“文革”前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诸多讨论加以清理，以期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史学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文革”中被所谓“儒法斗争史”搞乱了的中国历史进程的真相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谬说。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撰写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③此书分专题对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因其具有这样两个特点而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的归纳；第二，这一梳理和归纳工作，是在尊重学术平等的原则上进行的，有关专题的作者多以平和的心态列举诸家之说，目的在于为史学界提供进一步探讨理论问题的思想资料。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此书在“前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中，我们不时发现，同是一条史料，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再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具体，并由此引起无穷争论。”于是，“前言”提出了克服和避免此种现象的途径：“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前言”还认为：“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关于在“史料”和“原理”之间对于历史理论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个自觉的和明确的认识。历史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史料去注释原理，既夸大了史料的作用，又使原理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用原理作标签去给史料定性，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理论既具有唯物史观原理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说明具体的历史现象的特殊性品格。因此，这一梳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促进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理论的思考。
    在正面阐述问题阶段（1989年至今），出现了不是为商榷、辩难而作的，而是有系统的、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密切结合的历史理论专著和专文，显示出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在专著方面，可以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为代表性著作。④此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通史》编撰，阐述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论点。如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论证了中国史学上有撰写多民族史的传统，而且出现过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又如把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作综合考察，用以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面貌、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再如对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作有联系和有区别的分析，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以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特点等等。事实证明，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正面论述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符合历史理论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专文方面，刘大年在1997年发表的《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众说纷纭的观点，就“近代科学与近代方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社会性质”、“阶级分析”、“革命与改良”、“中国当代与近代”、“勇敢坚持真理，勇敢追求真理”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⑤显示出一个史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坦荡胸怀。限于篇幅，类似的专著和专文，不能一一胪列和论述。值得高度关注的是，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已经发挥出并将继续发挥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学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必将迈向更高的境界。
    三、史学理论研究的展开
    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在其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以及史学家的修养与撰述活动、史学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概括性和规律性认识，史学理论同历史理论有所区别而又不可截然分开。
    如同史学工作者在认识史料同原理的关系时提高了对历史理论研究的自觉性一样，史学工作者在讨论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史学理论的自觉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理论研究方面又一个新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初，尹达在讲到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指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⑥他举出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等人为例，用以证明他的观点。其后，有的史学工作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并作了相应的论证。⑦与此相关联的是，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推动和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纷纷引进的启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史学界逐步展开。
    首先，反映在教材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各具特色的史学概论教材有数十种之多，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以阐述史学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史学概论教材，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从中国史学遗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提出问题进行论述；二是适当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以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为主要内容，并结合中国史学的实际进行阐述；三是突出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反映中外有关史学成果与问题的基础上，阐述历史学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基本问题。⑧
    其次，反映在对中国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的研究，或从史学批评契入，或从史学思想提升，或从断代考察，或从史学变革过程进行分析，或以专题作系统探索等等，显示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面貌。⑨至于研究史学理论的专题论文，则不可胜数。
    最后，反映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关于苏联史学理论的专著，着重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概述；有关于西方史学中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科学的对象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元理论等问题的论述；有近现代西方史学论著选译等，⑩显示出研究的重心在西方史学，无论在问题研究还是资料选择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值得注意的是，何兆武在批评史学界的两种不良倾向时尖锐地指出：“理论的历史学家一贯习惯于先验之论，所谓研究只不过是为他那先验的理论框架填补例证而已；而实证的历史学家则一味沉浸于考据之中，往往言不及义，完全索然于历史的精神。”（11）在我们讨论理论研究成就的时候，或是讨论实证研究成就的时候，作这样的反思，应当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