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至1945年间，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为首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在德国建立了“第三帝国”，推行一系列极权统治，尤其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最为黑暗的一页。二战结束后，如何面对纳粹主义这段沉重的过去，成为了联邦德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希特勒政权被终结了，纳粹历史却无法因此而轻松地画上句号。“纳粹主义的第二段历史”开始了。这就是迄今为止“连续不断且充满冲突的克服与排挤罪行的过程、政治转变的过程、哀悼纪念的过程、公众回忆与遗忘的过程、历史编撰解释与重新解释的过程以及虚构与叙述的过程”①，这就是联邦德国克服纳粹主义过去的历史。在40年的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史上(1949-1989/1990年)，在一切指向当下和未来的诉求中，在所有国家重建、社会变革、代际更替和价值转化的动荡年代中，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不同的历史意识彼此冲撞、竞争和转型的过程中，联邦德国始终被勒令就教于它最新的历史——纳粹主义的过去。在此期间，它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不止一次受到挑战，经常被这段历史所激怒，为此争论不休甚至两极分化，却也因此刮骨疗伤，克服一系列困难，在痛苦中成长和蜕变。显然，联邦德国克服过去的历史不是一段直线化的、连续性的进步过程，其中充满了争论、反复。这段历史也不是单一力作用的结果，它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将联邦德国克服纳粹历史的过程历史化，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在自我沟通与自我理解的过程中经历的波折，同时更好地把握现当代德国政治文化的脉搏。
    “克服过去”之复杂性
    通常而言，在国家的自我认知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对历史的积极援引。对联邦德国而言，情况却截然相反。从一开始，纳粹历史就作为最消极的主题，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回首与纳粹历史交锋的过程，在联邦德国是否成功克服过去的问题上，审视者们却无法达成一致。一方看到的是各种沉默、排挤、否认和顽抗的丑闻，甚至认为德国人要因此背负上“第二重罪责”。②另一方则对联邦德国勇敢完成清理过去的任务深加赞赏，因为在其他国度，没有一个继任政权能如此彻底地承认罪行，并对此展开如此深入的研究。③这种对立立场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克服过去并非一个可以简单概括的一次性事件，其过程错综复杂、难以尽数。因此，在系统回顾联邦德国克服过去之路之前，要先对这一现象本身之复杂性作一说明。
    在德语中，“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是一个广为流行而又充满争议的词汇，是一个举足轻重而又含糊不清的词汇，是一个令人不快而又无法回避的词汇。这个词是一个典型的德语词，仅凭简单的直译完全无法领会其背后饱含的诉求与隐喻。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尚无法找到可与其完全对应的词语。瑞士作家、右翼保守主义的辩护士阿明·莫勒(Armin Mohler)曾言：“如果有人要向来自遥远国度的游客解释克服过去为何物，唯有用实例向其讲解此事才是解围的出路。”④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这个词可以直译为“克服过去”，但是，从逻辑意义上而言，已经发生的过去是无法被克服的，后人能够克服的只是过去所带来的后果。因此，这一概念预设了一个伪命题，其势必无法得出可靠的解释。另一方面，因为“事实情况既无明确的目的指向，亦无法结束，既不可以周翔地拟定计划，亦不可以经验性地完全得到掌控”⑤，所以我们无法对“克服过去”下一个精确定义。
    但今天，“克服过去”作为“充作权宜之计的总括性概念”⑥，作为考量二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纳粹历史的标杆性术语，自有其内涵与外延。⑦“克服过去”表达的是德国人的一种愿望：让我们整理好过去，从而使对过去的回忆不再成为今日的重负。简而言之，“克服过去”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直面其想要回避的历史时，如何克服其在挣扎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具体来说，在德国的语境中，“克服过去”指的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所有针对纳粹主义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围绕纳粹主义的历史及其罪行展开的争论；以及以掌握、理解和回忆这段历史为目的的，司法的、学术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各种努力。本文仅从政治领域着眼，探讨联邦德国政府、政党和政治家们如何面对纳粹历史。
    由于“纳粹主义的第二段历史”之广袤复杂，由于着眼点和衡量的坐标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于“克服过去”这一概念尚无公认的精确定义，因此，学者们在联邦德国对待纳粹问题的历史分期上并未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⑧但是，倘若我们从政治层面出发，摒弃细节上的分歧且综合大多数的意见，可以发现，大致上，从1949至1989年，每隔十年，联邦德国对待纳粹历史的态度总有较为明显的变动。当然，这种阶段化并不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区分和跳跃式的渐进。事实上，这些时期首尾相连。倘若我们不仅追问德国人如何克服过去，而且追问克服过去之路发生的政治性结构变化，不仅审视克服过去作为个别事件之意义，而且审视它在德国人整体政治意识中的地位变迁，那么，联邦德国在政治层面上与纳粹历史进行交锋从而“克服过去”的历史，将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幅清晰的、立体的、动态的多层画卷。
    20世纪50年代：双重策略
    二战结束初期，政治家们对待纳粹主义的立场无法用一个两极分化的、纯粹对立的模型来概括。反对清理过去的纳粹政权的执行者、认同者和同情者，致力于对纳粹历史作一评判的抵抗者、流亡者和受害者，未曾向纳粹主义靠拢的保守派民主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在纳粹问题上无法完全保持一致。然而，随着1949年基民盟/基社盟以微弱优势战胜社民党，组建第一任联邦政府，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当选为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联邦德国主导的历史政策被确定下来。1950年代是阿登纳执政的主要时期。当时，联邦德国对历史的思考很大程度上与对“非纳粹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其关注的是1945年以后的政治社会现实，而非1945年前的纳粹罪行。
    1950年5月8日，正值德国战败投降5周年之际，《法兰克福汇报》的创始人之一奥托·克勒佩尔(Otto Klepper)撰文指出：“人民的意识不应该还由于对胜利和失败的、有罪和无罪的、优秀和邪恶的、自由和不自由的民族加以区分而困惑迷惘。旧账单必须被撕碎和丢弃。只有能够遗忘必须被遗忘之物的人，才是自信的。”⑨克勒佩尔代表了当时绝大部分德国人的态度——对纳粹历史和罪责问题避而不谈。不过，这种避而不谈，并非指这个国度没有人提及纳粹主义和二战。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政治领域，这段历史从来没有被抹杀和禁忌化。所谓的沉默和排斥，主要是指对个人罪行的沉默和对集体罪责的排斥，是指德国人政治意识中负罪感、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基本缺失。从国防军士兵、纳粹官员到纳粹党员，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清白的，都希望得到理解和安抚。与这种社会氛围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面对纳粹历史奉行一种接受与拒绝并行的双重策略。
    一方面，“非纳粹化”的完成、一系列赦免法的颁布和1945年以来被免职的公职人员大规模的重新任命，⑩使得纳粹政权曾经的执行者和拥护者融入了联邦德国。保守派民主主义者深信，德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与面对纳粹历史的过程无法取得统一，他们推行整合政策，为曾经的战犯、执行者和追随者无差别地提供重新融入全新的民主社会的机会。这一举措的顺利施行，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爆发。1948年的柏林危机，一夕之间就让这个帝国旧都从法西斯主义的中心变成了民主自由的战场，长期以来的敌人也随之变成了与共产主义作战必不可少的盟友。可以说，没有东西方的激烈冲突，纳粹人员的融合政策绝对无法如此迅速地得到战胜国的允许。整个1950年代，对纳粹罪犯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几乎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因为战胜国的审判而身陷囹圄的纳粹分子们都逐渐得到了开释，纳粹帝国的精英分子几乎都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在冷战面前，非纳粹化步步退却，最终失去了意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曾提出对相关人员加以严肃对待的想法，却始终未得到推行。在针对共产主义的新战斗面前，对纳粹历史的清理与讨论搁浅了。反对战胜国的惩罚和改造措施与反对共产主义，构成了联邦德国早期政治意识的两大核心。将民众个人的历史与联邦德国的现实割裂开来，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纳粹时期做了什么或者他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而是他能够为新秩序做什么：这就是联邦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解决第三帝国遗留下来的人事问题的准则。
    而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年轻的民主政权试图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与纳粹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它将自己的政治状态视为对纳粹主义的否定，并就此使自己在各个方面都与纳粹历史保持距离。联邦德国建立初期，由于第三帝国的罪恶行径，由于纳粹政权的彻底崩溃和无条件投降，由于分区占领和主权丧失，由于民族分裂，历史传承和认同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为了重新塑造自我认同，联邦德国拒绝集体罪责说并将德国人视为纳粹政权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联邦德国的政治界达成了共识。(11)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种接受与拒绝并行的双重策略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成功推行，令人难以置信。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人认为这种解决纳粹遗留问题的方法是错误且徒劳无功的。但事实上，在联邦德国的整部发展史上，这种与纳粹历史交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使命，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至少，我们无法苛求在人数上完全处于劣势的纳粹政权的反对者和受害者，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与那些昨天还在镇压和迫害他们的人对抗。更多的德国人通过在公共领域对纳粹罪责保持沉默——既不赞扬纳粹德国的反对者，也不指责它的支持者——来维护年轻民主政体的巩固。虽然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沉默与民主之间的关联令人费解，但是哲学家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仍然将这种对纳粹历史的“交际性沉默”(kommunikatives Beschweigen)视为联邦德国民主制度在战后初期获得成功的秘诀。(12)
    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仍然未能真正与纳粹历史脱离关系，因为德国人完全没有从感情上接受和理解第三帝国的崩溃。他们不是讨论和研究其对纳粹罪行的责任，而是试图去否认和虚化它。这种方式使得联邦德国始终无法真正摆脱历史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