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变化转折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处在战后重建的疗伤期，以温和与遮掩的姿态对待纳粹历史，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它则迈入转型期，面对纳粹历史，开始变得态度强硬。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联邦德国在短短10年内三易总理。执政者的频繁更替使得它无法推行系统的历史政策。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又促使它不断突破原有界限，将纳粹历史剖于人前。
    1959年的平安夜，科隆一座犹太教堂遭到破坏，反犹主义者在外墙上大肆涂写纳粹十字标志和“德国人要犹太人滚出去”的标语。到了1960年1月底，联邦德国全境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反犹主义事件就已经达到了470起。这股反犹浪潮标记了1950年代克服过去模式的结束。它就像是扇在德国人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使得联邦德国曾经的行事方法备受指责。与纳粹历史进行交锋的一段新时期开始了。在二战结束15年后，纳粹历史的感知视角发生了变动，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纳粹政权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的消亡，而是纳粹相关人员的人事连续性和社会整合性是否正确。联邦德国的掌舵者们开始意识到，德国人在1945年错过了一个真正重新开始的机会。国内外要求重启非纳粹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那些要求在公共领域围绕纳粹历史及其后果展开讨论的观点，第一次占据了上风。几乎所有就这些反犹主义事件公开发表看法的政治家，都强调在面对纳粹遗留问题时采取思想和教育领域新措施的必要性。德国人开始明确意识到，只有大规模的、持续深入的公开讨论，才是对待纳粹历史的正确方式。
    此后，联邦德国围绕纳粹历史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与辩论，尤其是围绕纳粹罪犯之审讯与追诉而展开的大讨论，第一次将纳粹罪行的骇人规模和精英分子在其中的深入纠葛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唤醒了德国人对战后历史意识的深刻质疑和痛苦拷问。其中反响最大的事件包括：1958年在乌尔姆举行的特别行动队审判和在路德维希堡成立的“各州司法机关纳粹罪行中央侦查中心”、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轮奥斯维辛审判，以及1961、1965、1969和1979年联邦议院关于纳粹罪行追诉时效的四次辩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与纳粹历史的交锋中引发的社会政治冲突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并最终在议会外反对运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爆发了出来。个人在纳粹时期的作为问题被政治化和现实化了，个人生活史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并且置于政治评判的标准下。这在联邦德国不同代际之间划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与此同时，想要将第三帝国的历史封存起来并且从联邦德国的前史中排除出去的尝试，遭到了彻底批判。德国人发现，联邦德国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历史根本不存在任何零点、断裂或者完全意义上的重生。由此，六八学运指出，联邦共和国无法避免滋生新的纳粹主义的危险，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前提——现代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得到改变。所以他们的口号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必须被消灭。在克服历史的进程中，学生运动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促使了一种新共识的形成，那就是：纳粹主义还不属于历史，它还没有消失，不是德国历史上已经被翻过去的一页；相反，它是联邦德国社会与生俱来的危险要素；纳粹主义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人们更加迫切地要求真正的民主。
    坦言之，学生运动这一代人与纳粹历史的交锋，更多的是改变了联邦德国的历史政治意识，而非具体的历史图景。他们并未就这段历史作任何具象的叙述，也未就深化对其的认识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倾听父辈们究竟要说什么，而只愿意对其加以审问和判决。他们更倾向于用愤怒和谴责铸就的长矛，去刺穿第一代联邦德国人在纳粹主义面前搭起的屏障。年轻一代的诉求迫使联邦德国与其纳粹主义的前史正面交锋。可是，问题在于，这一代德国人只是深陷一种历史清算的狂热中，而无法将这种情绪化的乱流导向对历史进一步的认知和洞察。整个社会因此笼罩在愤怒、震惊、沮丧、抱怨和控诉的氛围下。
    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虽然没有形成针对纳粹主义的系统历史政策，但是拓展了审视纳粹历史的话语空间，扫清了司法障碍，完成了与纳粹历史交锋的人员储备。就此而言，它是一个历史政治意识转型的时代，是一个为之后克服过去积聚力量的时代，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全新模式
    1968年席卷西欧的学生运动过后，社会民主主义在联邦德国迎来了政治上的繁荣期，社民党终于成为了政坛上的一股决定性力量。1969年7月，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W. Heinemann)就任联邦德国第三任总统，成为二战后第一位担任总统一职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年10月，时任社民党主席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领导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联邦德国由此进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年代”，直至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结盟后重新执政。1969年的政权交替，不仅意味着社民党开始主导联邦德国的内政外交，同时也意味着它开始系统地构建自己的一套历史政策。1970年5月8日，联邦议会首次就二战结束发表官方看法。自此以后，政治家们终于跳出行政和立法的框架，直接地围绕纳粹主义展开争论。作为“另一个德国”的代表，作为一个“被解放”而非“被战胜”之德国的总理，(13)勃兰特于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震惊世界的一跪，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社会民主主义以批判和反思为主基调的纳粹历史克服之路拉开了大幕。在20世纪70年代，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大力地推进了联邦德国正视和反思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扩大了与基民盟/基社盟之间的对立。
    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图景的第一个重要立足点，在于对俾斯麦及其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持批判态度。社民党政治家们主张不应该停留在希特勒政权时期，而要往历史深处、往俾斯麦帝国去追问“德国的浩劫”产生的原因。1965年4月1日，在基民盟/基社盟庆祝俾斯麦150岁诞辰时，就没有一位重要的社民党政治家参与其中。(14)1971年1月，值德意志帝国建立100周年之际，社民党人更为鲜明地举起了反对的旗帜。勃兰特认为，俾斯麦及其帝国不应该再被视为德国历史进程中的“榜样”。(15)海涅曼在1971年1月17日的全德广播电视讲话中指出，1871年在德国只有实现了“外部的统一而没有完整的公民内部的统一”。一方面，他承认俾斯麦的政策(即在排除奥地利的前提下强制性地建立了小德意志的王侯联邦国家)，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帝国的建立不但“摧毁了民主的与民族的意愿之间的联系”，而且“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片面地束缚在君主制保守主义的力量上”。在此基础上，海涅曼强调，应该向俾斯麦帝国的历史中去寻找纳粹主义的起因：“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一次纯粹的不幸，认为德国人不是共犯，谁将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当成是纳粹夺权的托辞，他就始终没有完全理解1918年那场崩溃的原因。百年帝国——这不是意味着一次凡尔赛，而是两次凡尔赛，1871年和1919年，这还意味着奥斯维辛、斯大林格勒以及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16)
    在此之前，还尚未有联邦总统以这种方式对历史进行清算。海涅曼的讲话引发了联邦德国政治公共领域的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野党的反对声潮尤为高涨。他们强调，俾斯麦帝国虽然不是通过民主途径建立起来的，但是它符合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意愿；同时指责海涅曼从德意志帝国到第三帝国的连续性命题，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捏造”，这位总统在对待历史问题时“滥用职权”，是为了给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扫清障碍。(17)虽然海涅曼的论点引发了很多争议，但它标记了联邦德国回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排挤纳粹历史的政治话语体系被瓦解，用“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阐释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它最终成为了19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18)因为这一阐释模式将德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视为一段可以被理解与阐释的发展过程，并因此证明，只要联邦德国如勃兰特1969年的竞选口号所言，“胆敢拥有更多民主”，它就可以从纳粹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社会民主主义历史政策的第二个重心，更直接地与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社民党人认为，东西德的分裂是德意志民族为其历史所付出的代价，它的根源不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而是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甚至更往前推，是1871年俾斯麦帝国的建立。民族国家无条件的重新统一只是“西德人的生活谎言”。(19)联邦德国及其民众要承认两个德国的既存事实，从而重新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只有欧洲的和平秩序，才能将那些对我们德国人而言与1945年关联之事划上历史的句号。”(20)而在拒绝承认德国分裂的基民盟/基社盟看来，1972年《两德关系基础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存在了101年的俾斯麦帝国的彻底破产。他们将海涅曼和勃兰特等社民党人视为“帝国的敌人”和“无国之人”。双方的争论直指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德意志民族何在？它究竟是1871年建立的国家民族，还是1848年建立的文化民族？保守主义相信，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是国家的建立和领土的确定，而非仅仅是意识和愿望。由此，他们为德意志民族划出了一条从俾斯麦帝国至联邦德国的传承图。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民族存在的基本条件是民族共同感的形成。而早在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之时，德意志民族就首次作为政治意愿共同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此，他们将民主德国也纳入了德意志民族的范畴，并且与联邦德国平起平坐。于是，问题进一步指向：联邦德国自我认知的基础何在？如果它不是一个将要恢复的民族国家之核心，那么它是什么？社民党的回答是自由运动。从德国的雅各宾派到第三帝国的抵抗运动，德国史上从来不缺少用自由意识武装起来的民众。联邦德国民主体制之历史根源正在于此，它不仅仅是1945年战胜国的一纸文书。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民盟/基社盟将联邦德国视为俾斯麦帝国的继承者，通过将第三帝国从德国史中排挤出去来与其相割裂的话，那么七十年代，社民党则重新定义了联邦德国的历史根源和自我认识。社民党人一方面将俾斯麦帝国和第三帝国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为联邦德国挖掘自己的奠基石，从而与纳粹主义彻底撇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