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著作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古代文献，计有诗、散文体史著、戏剧以及修辞学与哲学论著等，时间断限上起公元前8世纪，下迄公元7世纪，① 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传承接递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② 业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宝贵遗产，对现存典籍的整理与校勘也已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古典学界之于西方古典著作文献学（版本学）的研究相对滞后，鲜有专文论述。③ 本文仅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校本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试举如次。
    一
    文献学（版本学）言之，西方古典著作分作写本与印本，在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前，写本的书写材料主要为草纸（papyros）与皮纸（pergamena）。④ 以莎草为原料制作草纸的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埃及的第一王朝（约前3000年），后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传入欧洲。考古遗存表明，莎草制品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已出现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从该地出土的封泥上可以清晰地辨认莎草绳的勒痕），⑤ 及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用于文字的载记，并一直沿用到公元7世纪左右。通常而言，草纸的单张尺幅长约尺余，宽半尺余，单张对接的草纸通常有20幅，⑥ 总长约7米。早期采用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分栏书写的方法（词句之间既无间隔亦无句读，书体为大写字体：草体或安色尔体⑦），成篇之后捆扎为卷（volumen），其形制一如中国古代的卷子。⑧ 一部长篇往往要包括几束或十几束这样的卷，且无分卷一说。公元前4世纪，库迈的埃弗卢斯（约前405-前330）在其30卷本的《通史》中开始有意识地按不同区域（如南部与中部希腊、马其顿以及西西里等）划分卷次，一地一卷，均以序言为发端。埃弗卢斯这种分卷撰述的方法不仅为后来的希腊著作家所承袭，而且影响到罗马史家T. 李维《建成以来史》的成书形式。
    公元2世纪前后，出现了草纸与皮纸并用的格局。⑨ 与草纸相比，皮纸在西方普及的时间虽然较晚，但由于其自身的诸多特性，⑩ 以至于在草纸被废弃后、纸出现前以及使用初期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公元2世纪以降，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原来的卷也逐渐演变成正反两面分页（codex）书写的形式。（11） 若干页对折起来后合为一本（membranae）--现代书册之雏形，早期基督教时期的《新约》以及公元4世纪的希腊、拉丁著作几乎均采用这种形制。而页面的天头、地脚与左右边白（较之卷栏只留有天头、地脚而言）则为校本中的大量注疏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从写本传承的历史上看，从草纸到皮纸、从“卷”到“本”的转变虽然在形态上确保了古代文献向中世纪的流布，但亦使得源一流十的写本在抄工笔下往往归结为单一的抄本。
    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写本，书写材料有草纸与皮纸之别，种类上亦有着稿本、抄本和校本的区分。在中国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领域，稿本一般是指著作者的手稿以及经其校阅过的清稿；（12） 在现代西方语文中，从古希腊文" arkhetupos" 演变而来的" archétype" 、" archetype" 以及" archetyp" 等形式原本表述的也是此种意义上的概念，但在后来的校勘实践中该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词源学上言之，" arkhetupos" 一词最早见于哈里卡尔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伊萨埃乌斯》（11），是由" arkhe" （初始）与" tupos" 复合而成的形容词。" tupos" 的原意为模子留下的痕迹，尤指玺印留在封泥上的阴文或阳文。后来，在古罗马著作家M. T. 瓦罗的笔下，arkhetupos" 一词的拉丁语形式为" archetypum" ，（13）“意指“原形”或“样本”的中性名词，等同于希腊文的原意；就写本的具体语境而言，其含义也是我们所说的稿本或清稿本。但是，在19世纪初叶，随着近代版本校勘理论的建立，" archetypum" 的词形不仅演变为" archetypon" ，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在版本谱系（stemma）的构建中，它指的是渊源不同的古代写本可直接追溯到的中世纪抄本文献（即所谓的“祖本”），（14） 通常用希腊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字母“ω”来表述。20世纪40年代，以A. 丹（1896-1964）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文献学家对" archetypon" 一词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该词指的是“某一著者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本”，并且指出，“有多少种渊源不同的文本，即有多少种祖本（archetypon）。”（15） 此说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区别是：它并不认为源于中世纪的古典文献就一定是" archetypon" ，因为尚有古典晚期的文献遗存于世，而且这样的" archetypon" 往往不止一种。针对这种概念混用的局面，J. 伊里库恩在其新近出版的《希腊古典文献的传承》一书中指出，“其中的原因，并非界定不当，而是此类术语的匮乏……为了避免歧异，这两种界说可分别用于论述文献的流传以及版本谱系的构建。”（16） 也就是说，宏观上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时，" archetypon" 为稿本、为迻录本，在具体构建版本谱系的过程中该词则可用来指代“中世纪”或“古代晚期”形成的祖本。事实上，无论是“中世纪”说还是“古典晚期”说，或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使用，对" archetypon" 一词的界定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经水火兵燹，或因书写材料本身所限，早已亡佚，不得复见，致使西方古典学界之于这一学术用语的概念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解读。
    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或缺，使我们无法窥其原貌，但从传世文献零散的记载中还是能够了解到西方古典著作稿本流布的一些情况。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拘史诗、抒情诗、悲喜剧抑或散文体史著，朗诵（recitatio）均可称为文人骚客用以“发表”自己作品的一种方式：为了征询他人的意见，他们或在应邀的几位知己中、或在公共场所朗声吟咏。据史料记载，希罗多德就曾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朗诵他的《历史》，当时还是少年的修昔底德被感动得泪流满面。（17） 至于那些不适于朗诵的写作形式，如哲学、修辞学论述等，著作者则会把自己的手稿赠与朋友或门徒传阅，而后来的所有者可把稿本交给以抄写为生的奴隶任意迻录。其时还谈不上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版权”，著作者也得不到任何酬金，（18） 所能得到的不过是生前的名望和身后的“百世流芳”。（19） 当然，著作者有时也需要写工根据稿本抄写若干份迻录本为己所用。以希腊悲喜剧为例，剧作家最初要在剧目上演前把一份迻录本提交给执政官，以期得到能歌善舞者的参与；如果需要，他还得交给歌队若干份以备吟唱者之用。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一出悲喜剧的上演，往往会吸引来自不同城邦的几万名观众，原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剧本便会以一种“听觉”的方式广泛“流传”开来。据普鲁塔克记载：“西西里的希腊人对欧里庇得斯诗句的偏爱无人可及，他们常常把来访者带给他们的部分段落及选集烂熟于心……而当1000名雅典士兵公元前413年兵败叙拉古被囚之后，只因少数几个人背得出几句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说白而免于非命。”（20） 无疑，在雅典每年一度的狄奥尼索斯酒神节庆上的戏剧表演（最初为悲剧，后来才有喜剧）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抄本的需求；而根据“所闻”辗转而来的本子在某种程度上则为后来的版本校勘提出了一大难题。（21）
    要言之，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流布会因文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至少从修昔底德起，古典著作家开始措意于以传世为目的的著述生涯。（22） 正如修氏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本书所载记者……并非为了一时的听众，而是意在千秋的流传。”（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