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部西方古典著作的流传，其稿本经迻录而为迻录本，经迻录本而嗣出者，又会繁衍出诸多不同的抄本，源一流十，世代相袭，最终形成了繁杂的版本谱系。就传世的写本而言，唯以抄本与校本见存，以旁出的抄本居多。
    抄本的出现，盖与当时个人或官方收藏的需求密切相关。据罗马诗人阿塞纳埃乌斯（约170-230）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与伯里克拉泰斯已有颇丰的个人收藏；而在赫里孔山上的缪斯神殿中则收有赫西俄德诗作的抄本。（24） 由于早期资料的匮乏，目前尚无法旁证阿塞纳埃乌斯的这一记载。但是，散见于尤波利斯、阿里斯多芬、柏拉图以及色诺芬著作中的若干证据显示，雅典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个人收藏即已相当普及。从阿里斯多芬（《蛙》，第943行）对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揶揄中可以看出，后者对文献资料的运用显然是建立在丰富的个人收藏基础之上的；而阿里斯多芬喜剧本身所常见的滑稽模仿与暗喻在某种程度上亦得益于其广博的图书收藏。（25） 至公元前4世纪，随着教育与学术的发展，研究机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对图书的需求。公元前35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建吕克昂学园。为了扩展其研究，他尽可能地收集前贤的著述，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总结，为己所用。另外，在公元前336-前330年间，为了确保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剧作的权威性，雅典出台的法令明确规定：其剧本由官方勘定、收藏；优伶不得为取悦观众而任意篡改定本，每次演出必须由专人负责督演。（26） 就西方古典著作写本的种类而言，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传说庇西斯特拉图斯曾下令修订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外，上述三大悲剧家的这种文本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官方校勘本。
    在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抄数量上，最多的当属希腊化时期的埃及。（27） 当时的托勒密王朝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在亚历山大城大兴土木，并在塞奥弗特拉图斯得意门生德迈特里乌斯的建议下，依照阿卡德穆尤其是吕克昂学园的建筑风格创建学宫，（28） 其下设的图书馆（bibliotheca）庋藏从希腊各地及亚洲陆续搜罗来的抄本多达50余万卷。（29） 据记载，为了获取孤本文献，托勒密二世曾以15枚银塔兰特作为保金从雅典借得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官方勘定本用作底本，后来竟放弃了保金而留下了借来的悲剧勘定本，（30） 他还曾不惜重金购得亚里士多德生前收藏在吕克昂学园的大批抄本。（31）
    亚历山大城学宫除了供学人从事研究的工作间外，还设有专门的缮写室。抄胥的工作，一方面出于馆藏的本身需求，再就是为了对外销售的商业目的。当时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齐名的还有帕加马图书馆，其馆藏抄本亦有20余万卷，后被安东尼作为礼物送给了埃及女王克雷奥帕特拉。（32） 公元前2世纪以降，公共收藏已遍及希腊各邦。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其个人与公共收藏始于共和国末期，兴盛在帝国时代。罗马文化在继承希腊文化的过程中，除了希腊移民的直接影响外，再就是罗马人本身的借鉴。这种借鉴，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有选择地迻译希腊文献。其结果是，一些希腊文佚书最终以拉丁文的形式流传到中世纪；而后来的阿拉米语、阿拉伯语等东方语文翻译本在西方古典文献的传承过程中亦成为不可缺失的一环。（33）
    前文已经谈到，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草纸的出现到公元2世纪前后皮纸的广泛使用，西方古典世界一直主要以这两种书写材料记载文献，书体从公元4世纪起也一直采用大写的安色尔字体。公元5世纪以降，由于埃及本土莎草的枯竭或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古典世界的草纸供应一度中断，皮纸价格飞涨。针对廉价书写材料的阙如，（34） 拜占庭时期的学者于公元7世纪左右发明了一种小写的草书体。此种书体比之大写的安色尔体不仅提高了手书的速度，而且节省了书写内容所占用的空间，从而为拜占庭时期大量抄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如果说公元9世纪中叶拜占庭时期学术研究在东部的复兴是建立在大批抄本之上的话，那么，这种复兴亦得益于书体的变化，一如加洛林小写书体在西部的出现之于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35） 校勘学上言之，举凡晚期希腊语写本中的常见错误，如拜占庭写工在辨识安色尔书体时所出现的“鲁鱼亥豕”的笔误等，几乎均源自公元9世纪的某一抄本。（36） 而现存的拉丁语写本文献亦多系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的抄本。（37） 比之这一时期的拉丁语抄本，拜占庭文化复兴时期的希腊语抄本在字体转换过程中的笔误一般要少，因为当时拜占庭人的官方语文即为希腊语。拜占庭与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兴，希腊语、拉丁语抄本在东部与西部的大量出现，确保了古典著作传播到中世纪的中晚期，而中晚期的修道院则最终完成了古典文献向近代的流布。如果说当年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被基督徒付之一炬的话，（38） 那么正是中世纪中晚期的修会承担起了传承古典文化的重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文献抄本几乎均源自这一时期修道院下设的缮写堂（scriptorium）。
    在此尚需指出的一点是，隶属于修道院的这种缮写机构，是由经验丰富的主事（armarius）负责日常管理的，其主要职责是遴选底本以确保抄本的质量。在满足修道院收藏的同时，缮写堂亦对外承接宗教或世俗文献的誊录。作为写工，修士之于缮写一职尽心而虔诚，法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A. 丹称他们所在的缮写堂为“出产底本的坊肆”（minutes d' atelier）。（39） 装帧艺术史上言之，彩饰与插图始见于这一时期的写本文献。而后来的写工在传抄过程中不仅仅照搬前人的注释与注疏，而且亦临摹抄本中的原有彩饰或插图。
    综观抄本的流传，希腊的、拉丁的抑或合而观之所谓“古典的”，（40） 从雅典的奴隶、亚历山大城的抄胥到拜占庭与加洛林时期的写工、中世纪中晚期修道院的修士，历代抄手均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以有价的劳动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41） 但是，在由“卷”而“本”、由草纸而皮纸、由大写的安色尔字体而为小写书体的传抄过程中，亦使得不同时期的抄本因书写材料、写本的式样、字体的转换或是写工的笔误、迻译等出现了不同的异文。考订讹误，正本清源，随着早期校勘的出现，校本便成为继抄本之后的另外一种写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