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元前3世纪初叶，随着亚历山大城学宫及图书馆的建立，馆藏抄本激增，如何校勘与编目遂成为第一要务。其时，一大批身兼数职的驻馆学者秉承传统，在文献整理、尤其在校勘荷马史诗过程中的实践不仅开启了校勘史上的新纪元，而且经后世的传播与发展则成为近现代西方古典著作校勘学的基础。
    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本--前文已经有所述及--最早始于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等希腊剧作家的悲剧。就前希腊化时期的具体校勘情况而言，鉴于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从零乱的记载中得见文献整理与校释在古典时期的滥觞。例如亚里士多德及其门生在探究科学与哲学问题的同时，对荷马史诗以及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辞亦有着不同的解读。至若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学术传统，尽管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古典学界的研究亦各执一词，（42） 但均不能否认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其直接或间接的诸多影响。（43）
    在希腊传统中，荷马史诗一直被视为经典。（44） 作为通行本（vulgata），《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正文虽然均是标准的阿提卡方言（koine）本，却涉及前希腊化时期的不同注释。从泽诺多图斯（约前325-前260）到阿里斯塔尔库斯（约前216-前144）等早期驻馆学者的校勘实践可以看出，馆藏本的天头、地脚等处均留有前人对异文的正误，而且正误的内容（如对词、句、段的校勘等）并不入正文。当时的驻馆学者承袭了这种校勘方法，（45） 并在遴选善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的注疏工作（即所谓的" apparatus criticus" ）。例如，泽诺多图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对有异议的词句、段落或前人的注释，并不擅加改动，而是以符号的形式标出并附注说明。A. 丹在论述写工的优劣时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总之，那些如实抄写底本讹误的人，是为好的写工。”（46） 若由是推，驻馆学者对待前人注释的这种校勘实践亦不失为“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具体而言，泽诺多图斯首创的质疑号（obelos，写作“-”）是用来表示一行诗句的疑义。拜占庭的阿里斯多法奈斯（约前257-前180）发明的校勘符号有" thunderbolt" （写作“T”，表示对一段诗句的质疑）、" asterisk" （写作“※”，表示含义不清）以及" antisigma" （写作“C”，表示重复）。至于易出歧义的词或句，阿里斯多法奈斯则采用重音符号、长短音符号或是标点的形式加以区分。这些由校勘实践发展而来的创制除了极小的变化外，迄今仍为希腊语文所沿用。阿里斯多法奈斯的得意门生阿里斯塔尔库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发明的校勘符号有" diplê" （记作“〉”）与带点的" diplê" （记作“〉：”），分别表述的是，语言或内容上值得关注的段落并参阅不同的注释以及他本人不同于泽诺多图斯的校注。“因为在校勘实践中，阿里斯塔尔库斯似乎把其所掌握的写本或是善本中的诸多注释均收录到他的校勘本中，并在写本的天头、地脚附以校勘符号，旁出的大量注疏据说多达800卷。”（47） 而出现在这一时期校勘本中的注疏内容，有的往往要延续到下一卷。及至亚历山大城的晚期驻馆学者狄迪穆斯（约前65-公元10年）在校勘荷马史诗时，更是广集泽诺多图斯、阿里斯多法奈斯以及阿里斯塔尔库斯等前人的注释及注疏；其校勘本经后人摘录而辗转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校勘实践的主要资料来源；他们的集校方法以及对待写本的审慎态度亦影响到后来的校勘实践。不过，尚需指出的一点是，写本的年代越晚，注疏的内容与赘言也越多。但是，比之早期的草纸卷，晚期写本中的注释或注疏查找起来却要便捷得多，因为注疏的相关内容均出现在同一页草纸或皮纸上。以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乌尔比诺本（约公元8世纪前后的抄件，编目代号gr. 35）为例，其正文一页只有24行，而密布在天头、地脚及左右边白的注疏有的竟多达92行。（48）
    另外，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在校勘藏本的同时，还承袭埃弗卢斯的分卷法，对埃弗卢斯之前的长篇希腊草纸写本重新进行了分卷整理，而他们本人著述时也沿用了此法。作为“标准的尺幅”，当时的一束草纸卷盖可包括“修昔底德史著1卷，剧作1500行，抑或荷马史诗2卷或3卷”。（49） 文献学上言之，这种对多卷写本进行有意识的分卷，事实上亦影响到后来的藏书方式。收之书匣（capsa）的长篇卷帙，通常以5卷（pentad）或10卷（decad）为一匣，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T. 李维百余卷史著中会出现10卷整亡佚的原因所在。（50）
    在具体的编目方面，卡里马库斯（约前305-前240）根据亚里士多德当年在吕克昂学园的做法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完成了对馆藏抄本的编目工作。在其《书目》（51）（Pinakes）中，卡里马库斯几乎遍收希腊古风及古典时代的全部书目，其中包括当时图书馆未及藏书的大题。
    西方古典著作在成“卷”为“本”之初，均无大题（title），亦无小题（sub-title）。（52） 正是出于编目与收藏的需要，古典著作的大题才始见于希腊化时期的校勘本。有研究表明，荷马史诗定名的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因为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是作为开启青少年心智的教科书来使用的，可能是由教书先生根据史诗的内容而冠之以《伊利亚特》（按：" Illias" 的本义为“特洛伊的故事”）与《奥德赛》（按：" Odusseia" 的本义为“奥德修斯记”）的名目。（53） 另外，剧作的定名也可能在古典时期即已为习，因为在狄奥尼索斯酒神节上的参赛剧作，上演前势必要有所命名。至于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对馆藏写本的追题方法，事实上深受希腊史学传统的影响。从赫卡塔埃乌斯、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其著述开篇首句除言及撰人与籍贯外，再就是所述之主题。譬如，我们通常所称引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大题，（54） 即为阿里斯多法奈斯在校勘修昔底德著作时取其首句所加，希罗多德历史著作的定名所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方法。（55） 从埃及古城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草纸文献残篇可以看出，当时驻馆学者的具体做法是在写本卷末注明大题并用属格的形式表述著者名，捆扎为卷后再上附标签（sillybos），再书大题。（56）
    公元2世纪以降，“大题见于卷末者，为后来的本（membranae）所沿用，而卷末标明写本出处者只一见。”（57） 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西部的异教学者在校勘拉丁文献时在写本结尾处除了标明著者及大题外，往往还留有校勘者名、校勘日期及地点等有关校勘情况，即所谓的“后记”（subscriptio）。（58） 这种“后记”有的经后人摘录而流传下来，我们在校勘过程中往往可以藉此确立某一写本的谱系传统。中世纪中晚期的抄校本除了写工结笔时具名外，一般并不标注其所在的修道院，致使在后来的校勘中往往难于断定出处。至于我们现在所称引的西方古典著作写本，通常以收藏地的名称指代，诸如梵蒂冈本（Vaticanus）、巴黎本（Parisinus）抑或不列颠本（Britannicus）等。而考古发现的草纸文献，则多以出土地域冠名，如赫尔库拉内乌姆（Herculaneum）或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草纸卷等等。（59） 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现存写本而言，在埃及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中期草纸卷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抄件，（60） 较多、较完整的则为公元9世纪及旁出的皮纸本。在构建版本谱系过程中，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与加洛林写本亦常被校勘家推为“祖本”（archetypon）文献。
    综上所举，事实上涉及文献学研究中的多个学科领域，如校勘学、古文字学、写本学及草纸学等，内容极为繁复、庞杂。至若写本文献的流布，除了不可抗拒的诸多因素外，则又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本文虽以概述西方古典著作写本诸形态为主旨，但亦恐挂一漏万，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有以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