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反复争论
    20世纪60年代末起宣扬的公开清理纳粹历史的愿望，一直备受争议。1970年代下半叶，联邦德国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转折”(konservative Tendenzwende)。早在1977年，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就对强调“克服纳粹主义的过去”持批判意见。他承认德国人不能忘记奥斯维辛，但是他更主张，在一个二战后出生的人口超过半数的国度里，人们“有权昂首挺胸地走向未来”。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在选举中胜出，组建联合政府，科尔当选为联邦总理。政权的更替，除了带来政治氛围的改变外，也相应地带来了精神氛围的转变。与社民党人相比，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科尔全力推行不同的历史政策。这一政策以所谓的“精神与道德转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为导向，一方面旨在摆脱对纳粹时期的过分聚焦，推动纳粹历史的“正常化”，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联邦德国塑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从而将德意志民族从纳粹主义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第三帝国”时代日益增多的回忆诉求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趋势。纳粹历史在公开讨论中的存在感从未如此强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关讨论因为科尔的以色列之行、比特堡事件、博物馆计划之争等一系列事件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并且在之后的历史学家之争中达到了顶峰。1984年1月25日，出生于1930年的科尔在以色列议会大厦发表讲话，宣称自己是“一个新德国的代表”，作为“第一位战后一代的联邦总理”，是“一个由于拥有上帝令其晚出生的恩赐和特殊家世的幸运，而在纳粹时期没有背负罪责的人”。科尔的这种说法立刻在联邦德国国内遭到左翼舆论的大力抨击。
    1985年是德国战败40周年。联邦德国直面如何评价二战及其参战者的问题。该年春天，赴波恩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美国总统里根，决定赴葬有二战阵亡德军和盟军士兵遗体的联邦德国比特堡军人墓地吊唁，从而表明与其和解的姿态，促使美德形成更为牢固的盟友关系。而科尔则试图利用里根的这次访问，加速联邦德国因为二战失败而遭受的民族创伤的愈合。然而，由于媒体随后披露，在该墓地还葬有49名纳粹党卫军成员，这一安排在美德两国招致一片反对之声。尽管如此，科尔等人仍宣称，纳粹主义战犯亦是德国的战争牺牲者，所有的阵亡士兵都应该有权得到同样的悼念。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又为二战结束的纪念意义争论不休。基民盟的政治家、时任联邦总统的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cker)则在双方之间加以调和：“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在今天加入对胜利的庆祝。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5年5月8日视为德国历史之歧途的终结，它保护了指向一个更好未来之希望的萌芽。”这一观点为日后政治领域如何评价德国战败定下了主基调。
    科尔政府应对纳粹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通过建造中央博物馆构建联邦德国新的历史图景。科尔在1982年和1983年先后提出了要在波恩和西柏林建立两个国家博物馆的计划。这两个博物馆分别以联邦德国史和德意志史为主题。执政党以此来谋求一种历史性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再现。在其周围聚集起了一批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为博物馆的具体理念和陈设计划出谋划策。通过对历史主题和陈设说明的选择，联邦政府试图将政治意识的焦点从纳粹历史中抽离出来。在波恩“联邦德国历史馆”中，计划者想通过呈现联邦德国与其前史割裂、迅速融入西方民主之正常状态的历史，来淡化纳粹历史。在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中，计划者则想要通过呈现德意志民族史的积极面，来创设新的历史认同。
    保守主义引导的这种历史政策的转向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拒绝。时任北威州州长的社民党政治家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对联邦政府“倒退”的历史政策展开的批评具有代表意义：“目前保守主义针对历史的举措常常受到这些意愿的影响，即想要以社会现状为基础来创设一致性与基本共识。如此一来，德国历史中的阴暗面往往遭到令人不堪忍受的冷落并且被简单粗暴地放过。民族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听命于一种……调和化的倾向。……想要通过提及年龄和代际从属来摆脱德国历史在与犹太民族关系上的重负，这种尝试太过于想当然了。”在设立博物馆一事上，社民党也针锋相对。一方面，他们指责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合政府把社民党排斥在这两个计划之外，要求就此展开大型公开讨论；另一方面，他们组织了一批亲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学家，就博物馆的具体布置提供不同意见。
    1986年，在对科尔政府克服过去的一系列做法加以审视并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之争爆发了。这场围绕犹太人大屠杀之唯一性和可比性展开的争论，涉及了联邦德国如何克服纳粹历史的本质问题，即围绕纳粹历史展开公开争论、德国人以批判自省的方式对待自己历史有何优劣。亲社民党、亲基民盟和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冲突不断。在围绕如何记忆纳粹历史而展开的辩论中，最终获胜的是将这种记忆视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之核心要素的一方。直面纳粹历史，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初仍被边缘化的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时已经成为了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基石之一。
    1989-1990年，两德统一的突然到来，打断了科尔政府历史政策的推行，也打断了正在不断深化的纳粹历史大讨论。虽然关于克服过去各方仍未达成最终的一致，但是，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争论都暂时偃旗息鼓了。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对纳粹历史的重新解读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执政党收获颇丰。在政治领域，它把持大权，尽管效果各异，各项历史政策却最终都得以实施；在社会领域，它对民众影响甚巨，极大地改变了1980年代联邦德国的社会精神氛围。另一方面，反对党也不甘示弱。在公共领域，社会民主主义集结了众多左翼知识分子与保守主义对战，并最终捍卫了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公共政治文化阐释权的优势。
    小结：沉思的价值
    联邦德国走过的40年克服过去之路，可以简括如下：在分区占领时期，德国人在模糊不清的道德和宗教范畴下审视纳粹主义，12年的纳粹历史被置于历史政治意识无法触及的世界。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德国官方的自我认知中，伴随着人员整合同步发生的是与纳粹政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上的全面决裂。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纳粹主义的回忆，成为了联邦德国政治意识的中心主题，并由此导致了激烈的代际冲突。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主导历史阐释，导致克服过去之路发生了从“用排挤来克服”到“用解释来克服”的结构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势头强劲，试图通过纳粹历史正常化的政策来将其克服，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强烈抵制。
    在联邦德国面对纳粹历史的经验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联邦德国会因为克服过去而失去未来——这种保守主义一方时常强调的担忧，是错误的。任何领域对过去的清理，都不会导致对当下的忽视或者对未来的茫然。相反，对本民族历史污点的主动出击，拓展了联邦德国思考与生存的空间。愈是对不光彩的历史遮遮掩掩、听之任之，它就愈发不堪回首，愈发动摇国家的自我认知。联邦德国克服纳粹主义的历史已经经验性地证明了，否认历史与丧失自主权之间，或者反观之，承担罪责与获得民族自信之间，具有毋庸置疑的关系。联邦德国通过与纳粹历史的正面交锋，获得了道德上的独立与主权。
    其次，关于纳粹问题的历史政策是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博弈与较量的舞台。怎样看待纳粹主义，是联邦德国各种政治势力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它还涉及了如何理解“民族”、“民主”、“爱国主义”等概念。一方面，它当然是政治家们对历史责任、历史意识与历史文化的思考。以德国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自民党为代表的不同政治势力，奉行不同的历史理念，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因此，联邦德国执政党的更替，往往意味着新的历史政策的出台，也代表着政府在纳粹问题上的立场变动和转换。但另一方面，它也是策略性的，它有时更多的是对各自党派发展的支持，是对联邦德国国内社会需求的迎合，是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应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联邦德国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历史政治意识的缺失与对待纳粹历史的方式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策略，一方面使得纳粹主义的思想余孽失去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却也扼杀了围绕纳粹历史展开大规模严肃公开讨论的可能性。而恰恰只有这种讨论，才是真正深刻认识历史、构建全新政治道德标准的唯一途。从20世纪60年代起，正是得益于联邦德国政治生活中逐渐建立起来并日益根深蒂固的公开争论原则，对纳粹历史的认知和阐释才步步深入。不管不同的政治势力及其代言人如何互相竞争，克服过去都没有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正是凭借各种原发性的公开争论，联邦德国才没有在与纳粹历史的政治交锋中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