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作性
    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是口述史学的另一显著特征。也即历史不再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专利”，口述史学不再是访谈者单方的产物，它是受访者和访谈者共同合作的结果。受访者既是口述史学研究的客体又是口述史学研究的主体。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在给口述史学的定义中就直言：“口述史访谈通常是指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的形式记录下彼此之间的交流。口述史学不包括随意的录音……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5]（P19）
    传统的史学研究由于其对象大都是“不能说话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这些档案和文献资料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研究者某种假设或结论的证据，只有符合假设或结论，这些资料才能派上用场；反之，它们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而口述史学一改往日的旧貌，受访者有充分的自由为自己辩护，作为访谈者来说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受访者。尽管访谈者有权根据自己的设想任意设置问题，但是受访者也有权回避回答或故意隐瞒事实，更何况访谈者在出版口述史学著作之前，需要取得受访者的同意。因而，为了更好地记录口述史资料，双方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和诚恳的态度来对待，目的就是为将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其实，口述史学的这个合作性特征，在口述史学界也曾经引起相当大的争论。一些口述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的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建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就认为，访问者应该中立、客观地收集他人的回忆。这种观点太极端以至于早期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抄本中完全没有提问，许多自称采用口述史的书都将访谈者的提问删除了[5]（P28）。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访谈者在访谈中应当处于“主动”的地位，尽管受访者是“主角”。不过，他们照样担心太主动的访谈者也很容易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政治立场影响整个访谈。因为访谈者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已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那么受访者再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访谈者首次诠释的基础上再进行的叙述。
    但是，口述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的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可能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场唠叨而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便极力主张口述史访谈是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双方都肩负着主动权。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在他的专著《共享权威》一书中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观点，即口述史访谈双方都对这一创作过程负责，共享权威[6]。
    但有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供者”（informant）、“口述作者”（oral author）或“叙述者”（narrator）①。使用这些术语主要是为了使口述史学家更清楚地意识到访谈者与受访者不平等的关系将影响访谈的进行[5]（P30）。不管怎样，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都参与口述史的记录，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只是双方所肩负的责任有所区别而已。
    三、动态性
    口述史的获得来源于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时间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相脱离的，也就是说口述史学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事后再认识的背景是纷繁复杂的，它可能受到个人经历、社会环境、记忆衰退、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多时候对于历史描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都是致命的打击。也正是如此，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把口述史学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动态性），作为攻击口述史学合理性的主要证据。一位批评汤普森的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The Edwardians）的批评家指出：“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了‘伊莉萨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其实，他们童年时期的往事有多少是他们的长者对他们提起的呢？在那以后他们可能读了哪些自传或小说使他们加深一些印象而冲淡另一些印象呢？哪些电影或电视节目对他们的意识发生了影响呢？”[7]（P85）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学原本记录的“过去的声音”也变成了“现在的声音”。
    那么，口述史学的这种动态性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它是口述史学的特性还是口述史学的缺点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因人而异。传统的主张历史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史学的这种动态性违背了历史学的真谛--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当代的口述史学家却认为它是口述史学的真正价值和特性所在。因为他们认为口述史学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还要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历史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又想从他们的过去之中得到些什么？这是传统的史学研究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它的对象是不能发声的文字资料。只有受访者与访谈者的历史性会晤（historical conversation）才使人们有机会更深刻地认识历史。
    意大利著名口述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在研究20世纪40、50年代意大利一位普通工人卢奇之死的过程中发现，对卢奇的死亡时间，官方的记录、不同阶层人士的口述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口述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受访者竟然将他放在一个自己设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叙述，总之，得到的答案各有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都处在变幻和变革之中，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社会地位、个人身份、财产状况以及社会主流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们便把这些变化所隐含的思想以及内心感受，全部反映在对卢奇之死这个问题上。所以说，至于卢奇是什么时候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口述记忆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和变化，而这种差异与变化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定的意义。正如波特利在《什么令口述史与众不同》（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一文中写到：“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8]（P52）
    尽管口述史学的动态性可能会影响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可是它却有助于让我们看到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互联系，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6]（P188）。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史学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