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转型：现代化与西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论列，不胜枚举。此命题的隐含义是“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与割裂。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的确和20世纪西方学术（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有关。在20世纪下半叶，这些理论已日渐失色，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风潮。“近代转型”作为新论题有两大优点：其一，近代是一中性历史名词，不带预设的价值观成见，或成见比较少。其二，“转型”是主体性的转变，并且可能隐含有“和谐”改革的意义，而不是扬弃主体的自我断裂（尤其是“现代化即全盘西化”论）。
    无论我们用的名词是“现代化”、“近代转型”或“冲击与反应”，实质上都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关。近一百五十年间，中华文明的演变更是和“西化”密切相关①。从中性的历史立场来观察，中国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反应，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一，鸦片战争以前的自大自闭时期。其二，鸦片战争后的“自强运动”：（1）鸦片战争失败后对西方船坚炮利的科技的认可与引进；（2）英法联军战事后，对西方技术引进的扩展和配套的建立--如“同文馆”、“广方言馆”、“邮电”、“铁路”的建设；（3）甲午战争后对西方整体学术文化的引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三，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后的革命阶段：（1）政治革命：孙中山与中华民国；（2）文化革命：陈独秀、胡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3）社会主义革命；（4）“文化大革命”；（5）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从这几个阶段的变化，可以看出几条基本底线：
    1.这些变化牵涉了整个中国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和信仰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不单只是学术，但也与学术层面息息相关。可以说，整体文化的演变是学术转型的语境，而学术的转型也是整体文化演变的语境。
    2.西方汉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变化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性，认为这些文化学术变化的本质或特色，是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的关注，“现实功利”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这个时期的文化学术界领军人物对西方文化的热心关注和对“革命”、“马列主义”的狂热信仰，不是基于对西方文明和学术或对“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深厚真实的知识与学术“真理”的理解，而是认为“西化”（甚至“全盘西化”）或“革命”（尤其是马列主义革命）可以救国救民。支持者想法的有力后盾是西方在当时全球上的优势和苏联革命成功的先例②。下面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对这问题略作分析。
    二、胡适的悲剧
    从《胡适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来看，早年的胡适是个性情温良、聪明敏捷、交游广阔、人缘很好的人，但也是一位个性软弱，常受环境左右，在思想内心甚至人格上有严重矛盾分裂的人。从1910年9月初到美国，至1914年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农业本科，胡适成绩极优，一再获奖（证前列B），但学业一般（科学学科成绩优于一般美国大学生，但和当前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本科生相差不远）。胡适过人之处是通识，兴趣很广，古文国学根底极佳，人际活动能力极强。
    《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五册卷一和卷二所收的文章是国学，尤其是新考证学（胡适称之为“整理国故”）的第一流作品。卷三所收是游戏文章，所补《西游记》第九十九回《唐僧的第81难》更令人拍案叫绝。卷四是胡适思想信仰大转型的记录。1929-1930年写的《我们走哪条路》，对中国文化和现况有很合理平允的论述，但有点不切实际（这是胡适文人学者的本位和本色，不应深责）。所附梁漱溟1930年的信对这一弱点指责得很到位，胡适的回答也尚能自圆其说。其后二文（1932/9/11，1934/5/28）已近于对本国文化自卑自贱；第四、五、六篇文章（1934/6/11，1934/6/25，1934/10/12）对西化已成“过河卒子”（胡适中年的自喻）；第七篇文字（1934/9/3）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完全否定，并一反其在第一文中对暴力革命的合理质疑的立场，而倾向于用革命方式来革中国文化的命了。这对胡适文人学者的本位本色和他大力宣扬的“实证/实验主义”是很大的矛盾。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更是语无论次：把“[对西方文化]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说成“[这]不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来反对，更是不知所云。对西方文化不“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的，难道要不分好坏地盲目去吸收吗？西方学术首重“批判的态度和立场”，没有“批判的态度和立场”便不是学术，而是宗教迷信了。再下一篇鼓吹“全盘西化”之文（载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便是胡适的宗教迷信与胡言了。这对胡适极佳的国学根底而言，是很大的悲剧性的矛盾与幻灭，对胡适在美国所受的科学与哲学训练也是极大的讽刺。西方当代的科学真理观的第一标准是“实证”（“有一条证据说一句话”），第二标准是“圆融”（“论理/逻辑不能自相矛盾”）。这两项标准合起来是“逻辑实证论”或“逻辑实证主义”的题旨。胡适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是《先秦名学（逻辑Logics）史》，但回国后，只单提“实证/验主义”而不提“逻辑”了。这对胡适在美国所受的科学与哲学训练更是极大的背逆。
    1934-1935年是中国遭受极大、极严重打击的时期，胡适的思想有此大变，是可理解的。但这也可能与他“个性软弱，常受环境左右，因而在思想内心甚至性格上有极严重的矛盾分裂的本质有关”。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大量关于胡适的史料和论著，其中不少是关于他的生平琐事或情场动作的。希望有人能运用弗洛伊德（S.Frued）和其在美国的首徒Erik H.Erikson的“心理分析历史学”--如弗洛伊德对古以色列的摩西的研究（Moses and Monotheism,Der Mann Moses und die monotheistische Religion,1939）和易力荪对宗教革命先驱马丁·路德（Young Man Luther.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1958）或印度独立运动之父的甘地（Gandhi's Truth:On the Origin of Militant Nonviolence,1969）的研述--来研究一下这问题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