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钱穆：学术真理的关注
    钱穆于1938年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的历史有真实之了解”。“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惟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5]（P32）对本文前面所论及的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引进西方学术文化注重功利而忽视真理的缺点，这是一针见血的评析。
    钱穆在《文化学大义》（1950）第一讲中开宗明义：“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6]（P1）。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学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冲突的时代已成过去，即将来临的是文明（文化）冲突的时代，尤其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以儒学文化与回教文化为主）冲突的时代。这一观点，比钱穆晚了半个世纪。
    钱穆认为，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之道，“在求把握人类内心更深、更大的共同要求，使你心我心、千万年前的心与千万年后的心，心心相印，融成一片”[6]（P22）。而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自成立以来即开始筹划撰写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⑥，这一聚集世界各主要国家史学精英，历时二十多年始完成的联合国教科文宝典中的第一卷，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在1962年所撰的《前言》中写道：“本书的原则性先决的理念（a prior postulate），亦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建立的基本前提，为此一信念：即国际关系终极之实质并不只由政治及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更确定地源自心灵之能量与需求。文化和科学事实，无论其内涵、方法、主因、借口或背景为何，基本上是人与人相关互应的思想。本书简称为《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严格地说，是叙述无数世代人们个别的与集体的意识构建的人类人性人文。或更准确地说，人类以意识塑成自己的人性人文--亦即人类经验的普遍共通处--人类对人的普遍性的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Universal in Man）。”此《前言》与钱穆的文字互相吻合之处尚多。这部世界史学精英联手的巨著第一卷第一部分的目录，和钱穆在1940年代撰作的《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的目录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相同或相通的。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写道：“中国文化问题，实非仅属一哲学问题，而应为一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7]（P5）。这正是西方近代历史主义思想和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的要旨。1960年代在美国发生汉学和社会科学的长期论战；重要的一次讨论是1964年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十六次年会的特别讨论会，论文发表在《亚洲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3：4（August，1964）。其中，讨论会主席Rhoads Murphey在《综合报告》中指出，史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重要基础，“不管一个人所受的是哪种社会科学训练，采用的方法和态度是什么，他必须在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文化史学者”。这说法比上引钱师所论晚了十五年。此论集中，第二篇论文，耶鲁大学Mary Wright教授的《中国历史和历史专业》（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Vocation）；第三篇论文，士丹佛大学William Skinner教授的《中国研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第五篇论文，普林士顿大学Frederic Mote 教授的《汉学的统整性》，都指出了科际整合的重要性。钱穆融合汉、宋，贯通四部的国学，自是其最佳的典范。
    六、钱穆：观变与前瞻
    俗语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更何况是横贯文化全面而综观其整体发展的全史。钱穆也知道他的治学理想过高，不易实现，因此在《国史大纲·引论》和《书成自记》中一再声言：“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冀有识者，“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但钱穆并不是只有理想和心愿而不顾实际困难的。面对浩瀚全史，他提出了“察变”为选择标准。“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若某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5]（P11-12）。钱穆的观变态度和察变方法论，值得特别注意。这是他和一般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及新儒家不同，但也有异于西方的历史主义之处，对解决前述兰克史学的困境也是一良方。讨论中西文化或传统与现代问题的人常常会把中国文化刻板定型，美其名为“Idealtype”，实则每每是“Stereotype”。例如，近世中国军事积弱、经济贫困、政治不民主、法律不保障人权等是事实，论者每归咎于近世中国文化保守、封闭的倾向（甚而约化为“王权主义”），与近代西方文化进取、开放（甚或约化为“民主自由”）的倾向相对比，亦颇言之成理。但每每有人因此而把历史的时间定限抛弃，把中华文化刻板地定型为保守封闭型（或皇权主义）的文化，并进一步把这定型溯源至地理决定论、民族性格论或文化深层结构论。而地理环境不容易改变，民族性格不应该扬弃，文化深层结构不能够触摸。所以，根据此等理论来看，中华文化之保守与封闭（或皇权主义）性格或型态，似乎是不可以改变的。但用“察变”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华文化之保守封闭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积疾仅仅是在近世才发生出来的，在古代并不如此，因此在将来也可能不如此。最近，中国台湾地区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开放发展和大陆的经济开放后的发展，就是历史变化的明显例证⑦。
    回到钱穆作为历史文化的观察者、评述者和参与者的主位来看，他在三个非常时期的三本非常之作，对中华历史文化、西方历史文化乃至人类前途的看法，都有变化发展：
    1.在1938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时，中国正遭受日本军事侵略，但中华文化大本尚未完全动摇。换句话说，日军的炮火虽然对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甚至中国人民的生命有很大的摧残，但却激发了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时，钱穆对历史文化的析论是平实的，对西方文化绝少贬词；对中国文化亦不过分揄扬，而是认为中国文化有其特点、有其长处，也有其缺失；要了解真相很不容易，必须兼有热诚的关注和客观的分析，宏观的视野和细心的求证；求其同以定其基相（亦即共相、常态和近人常说的模型），又求其异以观其变（亦即动态发展）。
    2.在1941-1948年间写《中国文化史导论》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已日渐好转，进而美国参战，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当时举国欢腾，但钱穆敏感的心灵及锐利的观察，已感觉到中华文化大变在即。从1946-1948年间，国共之争，表面上是中国人或中国两政党间之内战，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可以说是亲美（自由民主）和亲苏（社会主义）两种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其主体地位，中国人所面对的是两种外来思想、主义以中国为战场的历史悲剧。因此，钱穆在书中特别从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中，突出和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独特之处，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思想传统，特别加以表扬；而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亦相应地加强变厉。钱穆在这本书中所作的努力，虽然无补于时局，但他观国觇世的敏锐，无愧为一先知先觉的史学家。中、西文化都有“历史悲剧”这一观念，但“History is tragedy”（历史是悲剧）有一更深的意义：“智者对祸患的来临每有预感，但却无力挽救，这才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