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秉承中华史学传统，立论的语气不是弱势而是阳刚的。在西方古代，哲学处的是强势地位，所以在中古和近代受了不少挫折。在西方近代，科学和科学主义所处的更是强势地位，所以最近也备受后现代主义的攻击。相比之下，历史学和历史主义在西方一直都处在弱势地位，反而能细水长流[8]。钱穆的史学秉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阳刚之气，因此和新的西方强势学说，如科学、科学主义、马列主义等对抗时，变成以阳刚对阳刚，承受了不少打击。这是为什么钱穆对西方文化和新科学的立场其实是相当和缓与稳健的，却常常被误解为反西方、反科学，而承受了很多“保守”、“顽固”的恶名之原因。在今日，整个中华人文学术（包括钱穆的思想文化史学）或者可以随着新人文学（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主义和科学批判论）“贞下起元”的新机运，得到其应该得到的了解和诠释而重新定位。
    注释：
    ①耿云志的《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指出，胡适在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9年的英文文章“Conflict of Cultures”，已把“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全心西现代”（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二词互用。但文章标目为《文化冲突》则尚有中西文化相抗衡的意思，而不是一面倒。
    ②罗志田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载耿云志《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所记胡汉民在1928年6月致胡适的信，对这一现象表达得最为坦白。
    ③关于胡适早年思想的曲析变化，国内已有不少论述，参见耿云志《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论述多从当时的国事和政治形势着眼，如罗志田《知识分子与革命：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这佐证了本文前述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变化的本质或特色，是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的关注--是“现实功利”，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仅为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的关注更为现实更为功利的一部分。本文关注的是胡适的基本学术立场和为人风格--对真理的态度和立场。
    ④Trygre R.Tholfsen,Historical Thinking（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7,p124,128,142-144,157-159）。汪荣祖《史学九章》（台北麦田2002年版，第50-52、54-67页）。陈启云《钱穆师与“思想文化史学”》（台北市立图书馆1995年版，第42页），又收入《台北市立图书馆：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第3期（1995）、第4期（996）。
    ⑤这一问题在海内外都引发很多论义。比较新的论析，参见陈启云《治史体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89页）。
    ⑥UNESCO，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原名A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Vol.1（NewYork,1963）。
    ⑦笔者用“察变”的观点，尝试对中、西哲学思想及历史分期观念的初步讨论，见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学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第四期（1992/95））及《中国历史上中古时代分期的观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1995年1月）。
    原文参考文献：
    [1]汪荣祖。史学九章[M].台北：麦田出版，2002.
    [2]Trygre R.Tholfsen,Historical Thinking[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7.
    [3]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A].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2001.
    [4]孙鼎震。钱宾四先生主要著作简介（附钱宾四先生论著年表）[A].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C].香港：新亚研究所，1974.
    [5]钱穆。国史大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6]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北：正中书局，1952.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8.
    [8]陈启云。历史“知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