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傅斯年案例：“兰克史学”和清代的考证学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傅斯年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的学术贡献，是特别重要的案例。傅氏出身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胡适五四运动时的学生。他1925-1926国民政府北伐前夕回国，在广州出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并创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北伐成功后，“语言历史研究所”改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是近代中国学术重镇--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的第一大所。傅氏倡导“史学即史料学”，“不谈理论，只找史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氏称之为“兰克史学”。
    近年的研究指出，傅氏的“史学即史料学”其实与兰克史学是背道而驰的[1]（P50--52、54-67）。兰克认为，人们必须从人的世界、人的全部所作所为（历史文化）去了解真实的人和人的一切。因此，必须收集和面对关于人一切所作所为的实证（史料），求得对人的全部历史文化的了解（全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由于“全史”内容庞杂，所以实际上这种工作需要分段分步骤进行断代史、专史和专题研究。但这种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了解一时代文化的整体，而代表这整体的是这时代的总体精神意识--“时代思潮·时代精神”。因此，兰克的史学由“史料”开始，但以思想（包括宗教精神）的理解为最高阶次[2]（P159）。
    “在他的《拉丁与日耳曼民族》书中，兰克考索‘民族、人类文化’的一贯性（unity）与分歧性的问题--这问题成为他终生的关注。他不把欧洲各民族国家分离处置，而是把它们当作‘欧洲文化’整体中的部分。”
    “兰克在《政治学对话》书中毫无疑问地展现了他认为政治史家不能满足于只收集事实并加以正确地叙述，而不依靠普遍性的范畴的看法。每一个政权（state，国家）都是高度复杂的实体（entity），不能只用严格地叙述事实来处理。兰克认为要去了解一个特殊的政权，我们必须首先去掌握那使这政权独特的要素--兰克称之为‘精神’（spirit）或‘理念’（idea）。兰克写道：‘所有在世界上能够有影响力和受人注重的政权都是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倾向或趋势所激发促动……其所有公民的性格都是由此而决定、而塑成……这一切都根由于一最高理念（supreme idea）。在一政权里，所有的体制（institutions，包括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心理成规）都是一总体‘大我’所塑成。……所有独特的历史形象（historical forms）都要从这种‘总体大我’的背境（context）中去了解。”
    “兰克的学说的主要价值在于他最着力地强调去提醒历史学家们一定要全心全力（the full power of his being）去关注这一极为艰巨的史学难题--要去了解各文化的整体必须要着眼于潜存于其基层中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
    以上三段引文是我对杜福生在《历史思想》一书中“兰克：历史主义理论与实践”专章的节译。杜福生对兰克史学的讨论和傅斯年在1930年代所倡导的兰克史学--“史学即史料学”--相去有若天渊之别。反而是先师钱穆在1940-1950年代关于史学与文化学的理论与杜福生在1967年和汪荣祖在2002年提出的兰克史学理论，相隔二十至五十余年而前后互应④。傅氏倡导的其实是清代汉学，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新版。傅氏对“中华民国”地区学术的贡献和影响的深巨，是有目共睹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傅氏史学由于有科学的名号，又由于他提倡的“物证”与马克思提倡的“唯物”之间的类比联想含义和汉学沉潜扎实的研究作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盛极一时的年代，仍能“保（苟）存性命”。在“十年动乱”期间，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带头学者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史料学派”的学者反而轻易过关，并在改革开放以后独领风骚。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效的重要的例证。
    四、钱穆案例：中西的互比与“历史主义”的融通
    对中西思想、文化、历史的比较是钱穆学术思想最独特，最受世人（包括西方学人）注意，也最受过去国内主流学界（尤其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主流史学中人）所非议的地方。王晴佳认为，早年钱氏深受国内学术主流领袖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敬重，但抗日战争激发钱氏民族主义爱国思想，是双方离异的主因[3]。这一说法固然不错，但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过于注重表象及政治情境，因而忽略了学术思想的深层因素。笔者认为，钱师与傅氏交恶的原因在于二者对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观点的不同。
    对思想、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研述和参与，是钱穆文化生命中交相紧扣的环节。从钱穆在1918年发表的三种最早的论著《说惠施类物》、《辩者二十一事》和《论语文解》[4]（P449）到他在世最后关于“天人合一”的一段话：据报载，钱穆在世最后的一段日子，忽然神志特别清醒，特别提出他认为的“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最大的贡献在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番话由钱穆夫人钱胡美琦女士笔录并书《后记》，发表于1990年9月26日《联合报副刊》）⑤。可见钱穆的学术是由哲理思考开始，也是在哲理思考终结。而钱穆对历史文化研究的特色也是在于其与哲理思考的紧扣。思想、文化、历史可以分开为三部分，这是比较常见的用法。思想、文化、历史也可以贯通为一，即“思想文化史”，这是较不常见的用法，代表了一种比较新的学科，但也是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渊源久远的学问。史学是钱穆学问的基础，文化是其宏观视野，思想是其核心关注。把思想、文化、史学贯通为一，更是他的学术特色。如果综合钱穆的治学、处世和为人而论，或者可以说，他对个人的关怀在思想，他对外在世界的关怀在文化，而他对学问的关怀在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