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恢宏壮丽的古代罗马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它那相对贫乏的文献史料，一千多年历史的文献史料大多集中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前。正因为如此，罗马早期历史至今一片漆黑，帝国历史也常常令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以至于埃利阿努斯·斯帕提阿努斯等人粗制滥造的《帝王传略》（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居然成为3世纪罗马史料不可多得的瑰宝。4世纪时，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努斯的《历史》（Rerum Gestarum Libri）竟然成为“最后的古典”，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最后的古典”的前13卷也亡佚了。[12] 从此以后，异教作家就在基督教的视野中消失了，罗马帝国的历史似乎永恒地定格在寒碜史料的模糊之中。
    好在热衷“荣誉”的罗马人经常会在铭文中留下他们的活动，这些不经意的东西又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现实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些铭文正好成为文献材料匮乏的补充。事实上，史学界对于拉丁铭文（包括其它铭文）在罗马史研究中的地位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在西方的罗马史学术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一本从没有利用过拉丁铭文的作品，难怪柯林武德踌躇满志地评价道：“作为历史材料的铭文的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论怎样夸张都不过分。除了那些极少且极易分辨的现代伪造铭文，其余的都是当时的真实的文件，学者们已经习惯于大规模地使用它们。可读的铭文文本是不能被损坏的，铭文积累的价值实在令人吃惊。它们是罗马帝国历史与组织的最重要的材料。”[13] 这一略有夸张的评价其实并不过分，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可以从众多的罗马史著作特别是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中也可看出。如牛津大学教授莱维克在她的以罗马早期帝国统治为主题的著作《罗马帝国的统治：史料集》中，各种铭文材料（主要是拉丁铭文）几乎与文献材料平分秋色。[14] 在罗马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拉丁铭文的作用就更不必言了，弗兰克在其经典之作《古代罗马经济概览》的索引中，用了长达37页的篇幅列举其所引用过的铭文，[15] 诸如此类的大规模利用铭文进行研究的著作不胜枚举，更不用说专门利用铭文材料进行研究的著作了。
    利用拉丁铭文研究罗马史，常常能把文献没有或者叙述模糊的内容表现清楚。如乔治·麦克唐纳利用铭文详细研究了苏格兰长达36英里的安东尼城墙，考察了它的20个要塞及其军团情况，并公布了17件铭文原件的照片，从而恢复了安东尼城墙及其周围布局的原貌。[16] 1920年，德国学者冯·多玛舍夫斯基通过对当时罗马驻军遗留在罗马道路边上的铭文的研究，重新恢复了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地区的罗马道路网。[17] 70年代以来，在英国雯都兰达出土的罗马驻军木牍文书更是名噪一时，这些木牍填补了自阿古利可拉离任（公元85年）以后到哈德良视察不列颠（122年）之间长达30多年无史料的空白，对恢复当时的历史特别是罗马在这里的驻军历史意义非凡。[18] 更有甚者，西方学术界把铭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予以探讨，越发增加了其魅力。[19] 在著名的《罗马研究杂志》和《不列颠》杂志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卷都有关于拉丁铭文的整理、介绍或充分利用它进行研究的文章发表，由此也可见拉丁铭文在罗马史研究的作用。
    尽管拉丁铭文在罗马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是它毕竟有其固有的缺陷，因此在利用它进行研究时必须十分审慎。拉丁铭文文字往往十分简短，很多铭文仅10多字甚至几个字，信息量极少，所以铭文反映的历史不如文献史料系统全面，因而绝不可能代替文献史料。同时，由于拉丁铭文主要集中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因而对于罗马其它时期的历史研究颇受限制，特别是早期历史。科瓦略夫哀叹利用拉丁铭文研究早期罗马史就犹如我们利用早期罗马历史文献研究罗马民族的起源一样，终会一无所获，因为这些稀少的铭文“没有真正的历史意义”。[6] 就是在研究铭文集中时期的历史时，我们同样不能仅仅依赖于铭文，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显得缺乏说服力。法国学者J.-D.杜朗在《从罗马墓志铭中统计的死亡率》一文中，主要通过对墓志铭文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古罗马儿童的死亡率应当在30％-40％之间，结果就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20] 就连对拉丁铭文踌躇满志的柯林武德也很惋惜地说：“作为文献，铭文在批判式的详尽研究下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不如文字材料传达的东西多。作为遗物，它传达的信息少于考古材料本身。对于我要问的那些问题，铭文几乎不能提供什么有助于解答的帮助。”[21] 德国考古协会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杰哈德认为，要想理解一件铭文，就必须考察同类的相关例子，并进行充分的比较，才能得出正确背景下的个体特征及其全部意义，他的名言是“一个人单独看一件作品，什么也看不到；当看了一千件作品后，就能看清一件”。[22] 爱德华·杰哈德教授从认识铭文本身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指出了在进行研究时如何利用铭文，自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们进行罗马史的研究时，也许格雷安·奥利弗教授对利用铭文的看法更具方法论意义：“如果有人把铭文文本与它的纪念物和背景分割开来，那么他就失去了大量极其重要的内容。传统的铭文出版物已经有一种强调铭文文本的分割倾向。著名的《希腊铭文集》（Inscriptiones Graecae）和《拉丁铭文集》为读者提供了极好且极具权威的版本，但它们也正在走向产生一种高质量的文本倾向，这对于任何想研究铭文所反映的更广阔背景的人来说，它们都有局限。铭文所提供的考古学或地形学背景并非总是详细或容易理解。铭文证据只是遗存的古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如果有人希望理解更广阔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铭文，他就不会把铭文背景与之相分离。”[23] 这与我国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铭文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24] 因此，在罗马史研究中，一方面要看到拉丁铭文作为基础史料之一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它作为史料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