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兆民（1847-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评论家。他的犀利笔锋和睿智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热血青年。他一生留下了数目庞大的著述，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政治思想是兆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梳理兆民国际政治思想演变的基础上，以其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文明观和代表作--《论外交》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兆民前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一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演变
    中江兆民出生于日本土佐藩（今高知县）的一个下级士族家庭。从小在藩校--文武馆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毕业后被派往长崎和江户等地游学，先后学过英学和法兰西学。1871年作为司法省派遣的留学生赴法留学，从此以后终身致力于宣传法国的民权思想。他曾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元老院书记官，但不久辞职，退出宦途。后长时间置身于社会舆论界的最前沿。他的一生虽然只有五十几个春秋，但是却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洋的卢梭”。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期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以兆民的言行为中心，大致可以将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形成期，以1884年发生的甲申事变为终点。这样划分的主要理由是：（1）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上讲，在这一阶段兆民作为一名学者开办法学塾，宣传激进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媒体记者，以《东洋自由新闻》和《自由新闻》为阵地宣扬国民的自由权利以及开设国会的必要性。这一时期他居于自由民权运动的阵营之外，间接地为运动提供理论基础成为贯穿于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以1882年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政论《论外交》为中心，已经基本形成了理想主义和平外交思想的体系。这种注重道义和经济发展的和平主义思想与福泽谕吉后期所主张的脱亚入欧的外交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明治时代又一种极有特色的外交思想。
    第二阶段是其国际政治思想的发展期，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终点。这样划分的主要理由是：（1）在这一时期，政府对自由党的高压政策以及自由党内部的矛盾造成了党的分崩离析，兆民开始走出书斋直接参与到自由民权运动之中。1887年政府颁布保安条例后，自由民权运动的阵地转移到大阪，兆民又担任《东云新闻》主笔，通过一系列的政论文章，试图唤起民众对政治的关心，为开设国会做准备。大赦归京之后，兆民积极参与自由党复兴和民党合并运动，1890年被选为参议院议员，而后因对参议院的“无血虫的陈列场”状态不满而辞职。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贯穿于这一时期兆民的思想之中。（2）在这一时期，甲申事变的爆发以及条约修改运动的兴起，催发了日本国内的国粹主义运动。兆民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变，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充分反映在这一时期以《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的一系列著述之中。总之，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以自由主义经济观与防守式外交战略为主线，以政理上的和平外交论、政术上的武力征伐论、政俗上的现实主义外交论为表现的理想与现实相互交错的国际政治观。
    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为兆民国际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其国际政治思想的变化期。经过几年在实业界的经历，这一时期兆民又回到政治运动和舆论界的舞台上。针对自由党与进步党同藩阀政府的相互提携，兆民创立了为国民谋利益、不受政府习气影响的“白纸党”--国民党。为了对抗伊藤博文为首的具有政府政党性质的立宪政友会对民主政治的威胁，兆民参加了由贵族院议员近卫笃麿组织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民同盟会。这一时期其政治思想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体系，但是也体现了与前期不同的特征，现实主义性格更加明显化。在他的以《满洲之事情》、《媾和问题》、《一年有半》等为中心的晚期著述中，出现了与前期和中期不同的国权主义倾向。
    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已经初步显示了国际和平主义的基本性格。它的形成与其儒学教养、法国留学经历和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兆民的和平思想来源于儒学的道义、民生等思想。土佐藩交通方便，与大阪通海路，商品贸易发达。经济上的往来交通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土佐人形成了重商主义和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的传统。不仅如此，作为日本朱子学派的一个分支，南学在土佐藩非常盛行。正因如此，在藩校文武馆学习的兆民得以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儒学课程。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对儒学的兴趣并没有因为其后来转向法兰西学而发生改变。即使在赴法留学时，兆民也没有放弃从儒学的精神资源中汲取营养，甚至将《孟子》译成法文。在兆民看来，孔孟的仁义道德不亚于西方哲学。他曾指出：“西土之道学以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为原本，而论二贤之道不外乎仁义忠信。”①他的汉文学造诣精深，“其文奇拔飘逸”，足以独成一家，占据明治文坛的元老地位。②德富苏峰甚至认为明治时期洋学者精通汉文的当推兆民和森田思轩③。兆民一生敬重中国的孟子和柳宗元，儒学的民生、道义思想成为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他接受法国民权思想的接点。
    兆民的和平思想亦源于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法留学期间，兆民接受了法国民权思想的洗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激进的政治思想家、“和平与自由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埃米尔·阿科拉对兆民有很大影响。埃米尔·阿科拉作为“实证主义时代卢梭的弟子”，对卢梭的思想既批判又继承，他在《政理新论》的前言中讲道：“予始读夫子之书，大有所悟，遂得别自立一说，是岂夫子起予者非邪，夫夫子天神矣，而余也排之，夫子论主权，归之于众庶矣，而予也斥之，则予之与夫子，宜若不相容也，虽然，夫子之在世也，推阐天理，讲明人义，孜孜不倦，视斯道犹饥渴之于饮食，唯恐不及焉，自生民以来，未若父子也，是以，予今揭夫子之名于卷首，而表之，不知夫子果颔予言否。”④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师从于埃米尔·阿科拉的兆民通过这种批判的视角，对卢梭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不仅如此，兆民在法留学期间，正值法国七月革命、二月革命等市民革命与王政复辟相互交替，而最终归于第三共和国的时期。现实中法国人民对自由的热切渴望，深深触动了兆民，坚定了他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决心。
    如果说，儒学的道义理念是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卢梭的民权思想是兆民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工具的话，19世纪后半期在日本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则是促使兆民将儒学道义理念与卢梭民权思想运用于实践的契机。兆民创立的“法学塾成为民权论的源泉，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俱乐部”⑤。法学塾中“祖述卢梭的民约论，排人爵，击阶级，奔放议论，如天马行空，青年之徒闻风来学者很多”⑥，“前后及至二千余人”。不仅如此，兆民通过《自由新闻》等媒体一直致力于宣传世界和平主义思想，对引导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导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⑦
    总之，兆民前期理想主义和平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东西方思想基础和国内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之上的历史的产物。对这一时期国际政治思想的梳理，有利于更加清楚地把握和理解兆民整个国际政治思想体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