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表作--《论外交》的思想解析
    《论外交》是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兆民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和平外交理论。兆民批判古来富国强兵之悖论，反对战争和军备，主张世界和平，强调“道义之义”与“经济之理”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国富与兵备二者何者为重，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倾向。兆民对古今富国强兵论表示质疑。他认为，不顾国家发展一味强兵的做法，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经济上讲都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兆民承认富国、货物丰沛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益处，因此天下人都渴望之。然而，在兆民看来，强兵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吾等不知为何可期冀强兵”。因为：（1）兵在儒家看来是“所谓不仁之器，提不仁之器以行不仁之事”，所以强兵是不合道理之事。（2）人类畏死好生是人情之自然，“不问地之东西，不论带之寒温，不分代之古今，不论国之开否，凡人类者莫不有此情”。然而蓄不仁之器，运不仁之谋杀人盈野，以致流血千里，这有悖天道好生之德。 （3）地球上各国都致力于追求本国利益，一旦各国利益之间发生冲突，就会在国家间大动干戈，决一雌雄。因此，各国都在平时训练兵马，蓄积粮食，以备邻国入侵之难。但军备是“不生产消费”（19）的，国家多养兵，租税就随之加重，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
    兆民驳斥了国家富裕则常备兵必多的观点，认为这是未分“纯专之见”和“比较之见”的原因。兆民认为，若从“比较之见”出发当然会得出上述的结果，但是若从“纯专之见”出发，将用于兵备的费用用于其他，则国家的富裕程度会超过今天的百倍，从而得出结论：“富国强兵二者是天下之最难相容者，专重经济时，不能多蓄兵，专崇武时则不得多殖财货。”他还进一步批判了“国家兵强，则四邻敬畏，莫敢侮辱，从而使人民安于乐业，国家日益强盛”的观点，认为此乃不辨本末之论。根据西方的历史，在“文物之运未开，利用厚生之术未精，邦国之富未甚阜”时，其拥兵不过五万、十万。随着学术的发展，精密机械的发明，货物变得丰富，兵额才渐次增加。由此可见，“并非因为兵强而工业兴，而是因为工业之兴盛兵才强”。（20）
    总之，兆民否认富国与强兵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他认为，应当以富国为中心建设国家，而不可以因为扩充军备而增加民众负担，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种思想似乎在当今的日本得到了印证：没有常备军，依然没有影响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国。从这一点上说，日本今日的发展没有超出兆民思想的视野。
    对于近代欧洲所流行的强权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兆民并不认同。在兆民看来，实力并不等于正义，正义、道义是脱离实力的更加高尚的概念。基于此，兆民批判欧洲各国在外交上欺诈、阴险，有失正义。
    兆民指出欧洲列强的外交思想主要来源于三种心态：（1）艳羡嫉妒之心。其说欧洲各国与他国的交往样态就如同看到邻人勤勉敬业获得资财，而不由自主地产生艳羡妒害之心，执棍棒或握沙砾到邻居家，强迫其交出钱财。（2）只求自我强大、期冀他国弱小的心理。兆民指出，欧洲各国与邻国交往，都抱有期望他国弱小、追求自我强大的心理。这种心理如同人之贵强贱弱的心理一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各国仔细研究这种心理，克服私欲，增进才智，懂得道义，就能够消除这种心理障碍。（3）自恃文明、“轻贱微弱”、“侮辱卑野”的心理。兆民认为欧洲人虽为文明人，但不应该歧视落后地区的人，“宜循循然导之，让其徐徐体会夫之文物制度之美”，这才是先进国所应尽的“职分”。
    最后，兆民将古来欧洲各国外交之道概括为两条：（1）当他国文物制度与我基本相同时，运用各种策略，以削弱对方，抓住孔隙，或举兵征伐之，或联合一两国胁迫之，以图一己之欲。（2）若面对文物制度远不及我邦之国，或以威力恐吓之，或以智力欺诱之，以实现其征服之欲。在兆民看来，两者不外乎都是“景慕英雄武震之光誉，炫耀一时之功名”，都是“反经济之理，背道德之义”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中江兆民提出了自己的外交理论。
    兆民将国家分为大国与小国，与之相应，外交政策也有所不同。前者像英法德俄等国，土地博大，人口兴旺，文学、技术先进，“凡邦国致富之所以莫不具备”。这种国家国力强盛，四邻望之都很忌惮，不会轻易招致灭亡之祸。可以偶尔“从事三军之事”，即使损害财政，其善后工作也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小国来说，却不可以像大国那样做，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应是保持国家的独立。而要保持国家独立，首先要坚守信义，讲究和睦。“道义所在，虽大国不畏之，虽小国不侮之。”如果他国兴不义之师，“举国为焦土可战不可降”。唯此才是外交之道。由此可见，兆民认为小国外交之道的核心在于道义，小国靠理义而不是靠实力赢得他国的尊敬。而小国外交之道的终极目的在于国家独立，在于国家内部人民自由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