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一场时间上起止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① 空间上源于英国,盛于法国,再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高举理性、宽容、进步的大旗,极大地冲击了教会的宗教说教和封建专制制度,使人类步入了“理性时代”。 18世纪上半期,随着启蒙运动从英、法向整个欧洲的扩散,德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也汇入启蒙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德国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为,一方面,它高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从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还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融合起来,在宣扬理性等启蒙观念的同时,伴之以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过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构建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终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 一、启蒙运动早期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信的构建 17世纪开始,特别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国势强盛,法国文化也因此而繁荣,成为受欧洲各国追捧的强势文化。德国也不例外。当时的德国媚法之风盛行,法国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整个社会上层无不热衷于法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讲法语、写法文、吃法国大餐、跳法国舞、大修法国式建筑。在德国的土地上,以华丽、宏伟、对称为特点,反映君主专制主义威严的法国巴洛克式建筑大行其道。各诸侯宫廷纷纷仿效“凡尔赛”,维也纳、波茨坦、德累斯顿等都打上了“凡尔赛”的烙印。维也纳附近的美泉宫被称为“维也纳的凡尔赛”,是德国哈布斯堡皇家成员最喜欢的去处。②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更是德国统治阶级中崇拜法国文化的代表。他从小接受法国文化的教育,身为德国的君主,却瞧不起德意志文化,甚至以自己的德语“讲得像个马车夫”而沾沾自喜。他的文章和著作大都是用法语写成。由于他在各方面都竭力追求和模仿法国文化,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送了这位儿子一个不雅的绰号:“法国的轻浮浪子”。③ 德国市民阶级在追逐法国时尚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尽量说法语,穿法国款式服装,唱最新的法国流行歌曲。 德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盛行媚法之风。在文学领域,当时德国的戏剧演出中有2/3是法国的剧本或法国剧本的改编本。在德国著名大学中,则流行着法国宫廷风格的诗歌、音乐。1700年建立的柏林科学院不仅将法语作为其正式语言,而且其学报也采用法文出版。德国大学也成了法国化的据点。④ 针对这种状况,一位德国作家曾无奈地写道:“我们这些藐小的德意志跟着法国人走,没有自己的心胸,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法国人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法国的语言、食物、饮料、品行和举止都成为他们的语言、食物、饮料、品行和举止,不论这些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⑤ 更有德国作家忧心忡忡地指出, 如果媚法之风持续下去,德意志民族将不复存在。 虽然存在上述状况,18世纪上半期,两大因素使德国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一是来自英、法等国的启蒙思想给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的德国文化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之重现生机;二是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出于对本民族文化滞后现状的忧虑,奋起直追,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向世人展示德意志民族的智慧和才华。结果,德国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全欧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巨擘,他们的成就使德意志民族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向世人展现了德国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力。 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界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德国学者首次建立起自己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不仅推进了启蒙运动,初步向世人展示了德国人的思辨哲学天赋,同时已经流露出民族倾向。 托马西乌斯(1655-1728)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被称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⑥ 作为启蒙思想家,托马西乌斯特别强调理性,反对传统经院哲学和正统神学,主张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下解放出来。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著名学者莱布尼茨(1646-1716)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代表。他博学多才,在数学、物理学、语言学等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有独到建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之为“一个人就是一个科学院”。1700年,正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柏林科学院,他本人出任第一任院长。⑦ 莱布尼茨在哲学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继承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吸纳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并且将两者加以折中,认为天赋观念和经验都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从而为日后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解决有关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打下了基础。1714年他提出“单子论”学说,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单子组成的,数量无限而性质不同的单子构成了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这一学说为哲学解释自然现象的规律起了开路作用。 继莱布尼茨之后,另一位启蒙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进一步强化了对理性的推崇。他于1719年发表《神、世界和人的灵魂的理性思想》一书,以理性思想为主题,运用数学实证法演绎证实哲学原理,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系统化。他强调,理性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实现人和事物的完善、和谐,“总体的和谐和个体的和谐”。沃尔夫在哲学领域的建树使之成为当时欧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法国科学院、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等聘其为名誉院士、教授,他的著作在英国、意大利广为流传。德国哲学因此撼动了欧洲学界。 特别要提及的是,托马西乌斯和沃尔夫等人不仅在哲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还表现出了较强的民族意识。托马西乌斯率先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在大学课堂上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公开用德语讲课,以此体现自己的民族意识。沃尔夫不仅用德语授课,还用德语写作,以体现民族精神。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考》、《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的理性思考》、《关于自然物目的的理性思考》等,都是用德语写成的。所有这些努力为直接借用德语词汇解释哲学问题奠定了基础。 启蒙运动早期的德国文学界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且具有民族意识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在高扬启蒙旗帜的同时,也表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高特谢德(1700-1766)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针对当时德国文学界依附于诸侯宫廷,作品呈现矫揉造作的巴洛克风格,戏剧多取材于历史事件,情节粗糙,杂乱无章的状况,他提出了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来改造德国文坛的呼声,试图将理性因素注入德国文学创作之中。1730年,他发表著名的《德国人批判诗艺试论》,提出了诗歌要表达感情和具有理性的热情等创作原则。他推崇法国古典主义文字关于创作要服从“理性规则”、严谨和符合逻辑规范的观点,把高乃依和拉辛等法国作家的戏剧视为德国文学努力的方向。高特谢德的文艺理论虽有“媚法”的时代特征,使德国文坛很长时间内漂浮着崇法的气味,但显然有利于克服德国文坛的混乱状况、提升德国文学作品的质量。值得注意的是,高特谢德虽然对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推崇之至,却对德国文坛滥用法语的状况极为不满。他受到沃尔夫等人的影响,也积极提倡使用纯洁的民族语言。当时在高特谢德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以讲德语为荣的作家。高特谢德的这种做法虽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他借用法国的古典主义的目的是要为德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鸣锣开道,强调使用纯洁的德语则是已经萌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 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被誉为“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的、具有全欧意义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⑧ 他一生经历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几乎全过程,在启蒙运动早期就已经是活跃于德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如果说高特谢德由于引进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来规范德国文坛的混乱状况而盛极一时,克洛普施托克则由于坚持德国文学的传统特色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位德国诗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古典主义文学迥然不同的取向。他强调德国文学的传统风格,创作方面突出情感和幻想,作品充满宗教狂热、激情和对祖国的爱。在他的笔下,大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首领赫尔曼成了自由的斗士。他先后写了《赫尔曼与图丝内尔达》、《赫尔曼之战》、《赫尔曼之死》等作品,在德国掀起了一股崇拜赫尔曼之风,也因此大大提升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 在启蒙运动早期,音乐领域的巨大成就无疑对德国人的文化自信起了极大的鼓励作用。18世纪上半期,音乐领域处于巴洛克风格向古典主义风格过渡阶段,就实际影响而言,早期启蒙运动在音乐领域并没有哲学和文学领域那么明显,但这一时期却成了德国音乐盛世的开端,德国涌现出了多位誉冠欧洲的音乐家。巴赫(1685-1750)、亨德尔(1685-1759)、格鲁克(1714-1787 )等奏响了德国音乐辉煌世纪的第一乐章,使德国成为音乐文化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先者。 巴赫是德国巴洛克盛期的音乐代表。他一生勤奋耕耘,成就辉煌,先后创作了500多首作品,其中,《G弦上的永叹调》、《勃兰登堡协奏曲》等成了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他的作品体现了从中世纪宗教文化向近代世俗文化转型时期的音乐风格,兼具宗教和世俗的特征,是启蒙时代通向近代音乐的桥梁,他也因此获得了“欧洲音乐之父”的称号。可贵的是,这位享誉欧洲的音乐家始终不忘自己是德国人。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媚法”浪潮,他顶风而上,对自己的宗教和世俗声乐作品都要求用德语演唱,鲜明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情感。⑨ 另一位音乐大师亨德尔则吸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音乐风格,并将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融入音乐内容中,创作了包括著名圣乐《弥赛亚》在内的数十部歌剧作品。由于在歌剧事业上的杰出成就,亨德尔被贝多芬称为“我们之中的最伟大者”,他也因此成为同时代与巴赫齐名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是启蒙运动早期带有浓烈启蒙色彩的德国音乐家的代表,毕生致力于歌剧改革。他遵循启蒙主义提倡的真实、朴素、自然等原则,在吸取意大利正歌剧、法国大歌剧和亨德尔的清唱剧的基础上,打破歌剧内容与形式脱节的模式,希图将它改造成戏剧为主、音乐为辅的交响乐剧,使音乐服务于戏剧,服务于歌剧中的诗歌。以上努力使格鲁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18世纪40年代起,他的作品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大大提升了德国音乐的国际知名度。他也因此被称为“领先于时代”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⑩ 上述考察表明,早期启蒙运动对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一时期的德国思想文化和艺术受益于启蒙运动思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启蒙运动给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精神来源,他们也对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德意志民族从媚外的文化自卑感中解脱出来,提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从而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实际上,到18世纪中叶,德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开始成为欧洲注目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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