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启蒙运动盛期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萌生
    如前所述，在启蒙运动早期，包括托马西乌斯、沃尔夫、高特谢德、克洛普施托克、巴赫等在内的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已经显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进入高潮时期，也注入了更多的民族意识因子。德国思想文化界不仅秉持理性、天才、进步等启蒙理念，而且使启蒙运动进一步“德国化”，民族意识进一步彰显，明确提出要创立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开始形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反映出来。
    在这一时期，德国文学因其非凡的成就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成为欧洲的翘楚。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1700-1766）首先发出了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的呼声，并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德意志文学的榜样，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痛批当时德国戏剧界照搬照抄法国古典主义作品的现状，明确提出要以德国的民族文学对抗法国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恭顺的崇拜者”，但是“没有哪一个民族甘心让他们的语言处于较不适宜的地位”，（11） 因此，创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成为一种必然。为此，德国作家们必须摆脱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呆板模式，不应做高乃伊、拉辛和伏尔泰等法国人的奴隶，而要挖掘民族题材和素材，创作和演出充满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相关观点在他著名的《汉堡剧评》、《拉奥孔》等理论著作中得到反映。他还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创作了《明娜·冯·巴尔赫姆》、《爱米丽娅·迦洛蒂》、《智者纳旦》等多部具有反映德国社会状况的剧作。莱辛因其在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受到肯定，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12）
    莱辛之后，德国文学领域的民族特性愈来愈突出，这种突出的民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莱辛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以赫尔德尔（1744-1803）为代表的德国民族文学推动者进一步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赫尔德尔先后发表《论近代德国文学》、《论语言的起源》等著述，提出了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是文学的载体的理论。他的思想大大推动了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们用德意志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因此对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赫尔德尔还推崇民歌，把搜集民歌与强调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认为民歌是民族文化和习俗的载体，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还把文学与历史联系起来，强调文学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相关的历史特征，由此进一步加强了文学的传统民族特性。这一时期的德国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1733-1813）则明确表示，德意志文学的目的在于点燃“每一个德国人心中隐藏着的爱国主义火焰”，“在散乱的‘日耳曼尼亚’人中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13） 所有这些思想鼓励着包括歌德在内的年轻诗人和作家走入民间，汲取创作营养，并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其次，以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德国作家不再满足于构思精妙的古典主义作品，而是更注重将作品与生活情感的宣泄联系起来。他们在莱辛、赫尔德尔等人的影响下，以德国文化和现实为基础，在天才、崇高等启蒙思想的指引下，爆发出巨大的艺术创造力，使德国古典文学登上了她的颠峰。18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德国封建落后和四分五裂的现状，歌德等人发起了“狂飚突进”运动。他们以诗歌、戏剧等作为宣扬自由、平等思想的平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提倡理性与感情的融合，推出了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五月之歌》、《强盗》、《阴谋与爱情》等大批名作。德国文学因之声誉鹊起，以至于“人们对德语文学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14） 从而奠定了德国文学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启蒙理性与民族情感交融的局面。一方面，以大哲学家康德（1724-1804）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以理性批判为思考基础，开启了古典主义哲学的辉煌篇章。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三部著作，推翻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独断论）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的旧形而上学体系，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构建起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15） 在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谢林的改造，到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时期，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极至，形成了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由此独步世界，德国也因此获得了“哲学王国”的美誉。
    在这一时期，德国哲学思想中并非只存在晦涩枯燥的概念和抽象的逻辑推论，同时也闪烁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了民族主义哲学。赫尔德尔被称为“18世纪下半期德国精神和艺术生活最杰出推动者”，（16） 他在拥护启蒙运动倡导的政治自由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同时，不仅创立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历史哲学，通过强调各民族的独特传统等来促进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他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一个含有各种特性的人和各种民族宗教的家庭”。每一民族都表现出独特的“国民精神”，都必须对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忠贞不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析文化，而是在于描述一种普遍的文化经历，深入探询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喊出了“让我们尽量为民族增添光荣；让我们也在民族成为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时保卫它”（17） 的口号。
    其他学者在促进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也功不可没。奥斯纳布吕克的尤斯图斯·默泽尔（1720-1794）以自己的家乡为出发点，在《爱国的幻想》和《奥斯纳布吕克史》中大力鼓吹有关国家共同体起源于民众和民族特性的观点，认为尊重传统和文化的“局部理性”要比普遍理性更值得信赖。约翰·雅可布·莫泽尔等人也推出了各种宣传爱国主义的著作，并在大学中得到传播。其中，卡尔·冯·莫泽尔在其1765年所写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书中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民族，由同一个名字和同一种语言，法律规定的共同的首脑、同样的宪法和义务连结成了一个大的自由的利益共同体……”。（18）
    上述表明，启蒙运动盛期的德国，启蒙思想已经与民族情感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人们继续秉持启蒙理念，推动启蒙运动深入，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更辉煌成就。在文学领域，歌德、席勒等德国文学家的古典作品步入了世界文学的殿堂；在哲学领域，德国人由于康德而成了世界的领先者；在音乐领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杰出成就更使德国人赢得了首屈一指的世界声望。另一方面，德国文化界的民族自信日益增强，要求体现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呼声日渐增强，而且明确提出了创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要求。德国人的“民族意识”正逐渐膨胀为一种“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