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叶，欧洲在经历黑死病的创伤后，踏上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漫漫征程。中古向近代转型时期，欧洲社会结构大变动，人们从各个方面积极作出调适，努力探索出一条拯救之路，以挽救自身、恢复自信、找寻失落的尊严。黑死病揭露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结构性危机。残破的现实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世界，思考自身救赎与欧洲振兴之路。与此同时，市民阶级的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发展成熟，走向前台。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冒险创新的精神和对人类自身力量的重新评估，最终引发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率先揭橥人文主义大旗，提倡人性和人的尊严，争取自由意志，抨击禁欲主义，把对神的信念转变为对人的理性思考。人文主义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号召人们冲破神学束缚，使人们从中世纪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积极昂扬的心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思想是时代的反映，体现着时代的变迁。西欧转型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新旧时代更迭，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有精彩、辉煌和喜悦，也有沮丧、黯淡和悲伤。这一点在时代的先声--人文主义者身上鲜明体现出来。本文以彼得拉克为个案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彼得拉克的分析找出人文主义者矛盾的症结所在，更好地理解西欧从中古向近代转型这一困顿而又必然的历程。
    一一个“近代人”
    弗兰齐斯科·彼得拉克（1304～1374年）出生于亚雷佐城，其父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公证人。他一生四处漫游，热爱生活和自然，渴望人间的幸福，追求爱情和荣誉。其诗清丽、典雅、隽永，肯定人性的尊严，赞美纯洁的爱情，讴歌现世的幸福，批判迂腐的宗教。正是通过彼得拉克，人们开始重新解释人生的目的，追问生命的意义，在他身上体现着新时代的特色，因而被人们称为“第一个近代人”[1]。在他之前，但丁虽已在人生、爱情、伦理、反对教权、主张君主制等方面表现出最初的人文主义思想，但是，但丁在总体上说仍是以中世纪宗教信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彼得拉克则是“第一个把人的眼光从来世转向现世”[2] 的人。
    彼得拉克的伟大贡献在于：创立了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地位和思想体系，奠定了人文学科和丰富了关于人的学说。人文主义是时代的呼唤，由于当时欧洲还处在战争疾病的阴霾之中，宗教势力还很强大，而且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人文主义者多引鉴古典思想，目的是“通过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复兴和发扬，来打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天主教会在精神上的专制，并按照古代的典范，创立一种拜托教会权威的，建立在文化知识和理性基础上的对世界和对人的看法。”[3] 彼得拉克从早年起就怀着极大的热情去研究古典文化，终身致力于古典书籍的搜集和古典文化的宣扬。他抄写、收集和注释古典作家的著作，吸收或采用他们的文体和观点。他的对话的文体形式和他对于希腊哲学的许多知识都来自西塞罗。彼得拉克认为古典知识是“金色的智慧”[4]，在希腊、罗马人的世界里， 个体私人能理性地治理国家，生活上遵循适度准则，勇于探求真理，崇尚美好的事物。彼得拉克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了知己，他称西塞罗和维吉尔是他的“两只眼睛”，致信西塞罗和维吉尔，亲切地称他们为他的父兄[5]。他亲手抄录维吉尔德《伊尼阿特》，还仿效这部诗史，用拉丁文写了长篇诗史《阿非利加》。他熟读各学府、修道院藏存的《西塞罗文集》，不辞辛劳地到处搜寻可能埋没于教堂、经院书库中的断章残篇，他在恢复过来的古典世界中看到了不同于他所处的一个新世界，“一个闪烁着人性和人文之光的新世界”[6]。以古典为师，用古典文化武装自己，这种思想和行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为迷惘的人们指出了方向，彼得拉克热情宣扬古典文化，“当时人没有谁比他能在这方面做得更杰出、影响更巨大”[7]。通过对古典文化的学习与宣传，彼得拉克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并带动同时代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
    在古典文化里，尤其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彼得拉克发现了对人文主义及其重要的东西--人文学。通过研读西塞罗，彼得拉克发现了有关人文学的提法及其包含的丰富内容，西塞罗认为人性来源于文明的熏陶，人性等于文明或人的文化修养，即人文。这要通过自由学术的教育和训练获得。自由学术即人们通常说的三科七艺，但是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下，它们形同虚设，人文学的核心是要培养完善的公民，即积极参予城邦、国家的大事，营造将个体纳入整天中的热烈的世俗生活，这跟刻板生硬的中世纪神学教育完全不同。在古典文化兴起后的新文化里，人们只能借用修辞学来代表古典文化，但是无法完全表达和传递新文化的内涵。彼得拉克以新发现的人文学来表达新文化的特征，既包罗万象，又旗帜鲜明。简言之，是与宗教神学对立的世俗文化，从广义来说，它包含除宗教神学和与它有关的中世纪学问以外的一切学术研究，它通过学习古典文化而建立自己学科的新体系，传统的修辞学、文学和古籍研究仍是它的核心，但也包括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艺理论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它所涵盖的范围甚至超过今天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学就是人文主义的一面旗帜，代表新文化的指导思想，即“学习古典，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中不利于新时代发展的教条，培养符合新社会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以古典为榜样创建新时代的文化，而这些思想的中心就是强调人性和个性，强调作为文明新人的全面而充分的发展”[8]。古典文化对后代的启示， 除奠定后代人文学科及其学术传统外，更为重要的是将人们的兴趣重新转向关于人的学说。这一点是西塞罗传递给彼得拉克的。1345年，彼得拉克发现了西塞罗写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书信，这些书信自然流畅，情真意切，既纵论国政，又笑谈琐屑，直率开朗，而又感人致深。对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无疑树立了仿效的榜样，彼得拉克经常以书信体的形式与友人或政界人士交流，讨论政治、哲理、文艺及政治等问题。如《家书集》、《老年书信》、《论统治者应如何统治他的国家》等。彼得拉克通过恢复古典文化的努力，将学习古典文化提高到人文学研究的高度，以此为文艺复兴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有破有立的思想体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