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蒙运动后期德国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运动在德国进入了它的后期发展阶段，即所谓的“浪漫启蒙运动”或“启蒙浪漫主义”阶段。（19） 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一方面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反动者，另一方面与德国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潮。
    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启蒙运动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前者认为人的认知来源于经验，而不是来源于上帝，反对盲从权威，从而对中世纪以来的封建和教会权威提出了挑战；后者则提倡怀疑，认为理性才是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因此，启蒙运动实际上不仅仅重视理性，也包括感性的成份。只不过在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出于反教会神学和反专制主义的需要，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更多地强调理性的思想成份。而德国学者则不然，他们在处理性和感性的关系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折中的取向，在表达理性要求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感性和直觉经验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中表露无疑。浪漫主义则是这种取向进一步向感性方面倾斜的结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不排除理性，但更倾向于感性。浪漫主义的内容十分庞杂。它以感性为基础，强调个人的非理性的自由、一切实体的独特性、一切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固有感受、想象和观念的遗传性等。从浪漫主义的这种取向看，它实际上反映了启蒙运动后期的两大变化趋势：一是从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追求的普世价值（一切服从理性规则）和抽象思想回归于传统和本国现实，二是从启蒙运动倡导的刻板化的理性转向自然，并以此重新审视人类社会、艺术和历史。这实际上也是对启蒙运动盛期过于强调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
    启蒙运动后期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既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传统倾向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也是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从内因看，德国启蒙运动对人的感性经验的强调无疑是浪漫主义出现的思想基础；赫尔德尔对民族独特性的认识和民族传统价值的肯定，则使德国思想文化界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光。从外因看，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催化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法军对德国的占领使德国文化界“精英”们认识到，在物质和军事上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从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显得尤其重要。出于以上原因，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潮。
    浪漫主义特别珍视历史传统、个体和共同体的独特性，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载体受到高度的关注。德国浪漫主义者从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德·伯克的理论中获取灵感，通过诺瓦利斯、施莱埃马赫和阿达姆·米勒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有机体”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是许多个人的总和，这些人由于血统、传统和历史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国家中，每个人就像它的手足一样，与整体不可分离。有机的国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独特的个性。浪漫主义的这种倾向为德国浪漫主义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20） 加上反抗法国外来侵略的需要，民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共同平台。
    文学领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映最突出和最强烈的场所。如前所述，赫尔德尔早就形成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受其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浪漫主义特别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人们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从过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之路。因此，当德国各邦在法国军队面前一败再败，祖国处于异族占领之下时，无力面对现实的德国文人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对德意志民族的慰藉。人们沉湎于中世纪时期德国的辉煌，希望分裂的德国能重新统一，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他们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借以对抗法国革命的影响。著名的《格林童话》（《德国儿童和家庭故事》）就是格林兄弟在德国各地旅行，搜集民间故事而成，出版后成了德意志民族遗产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类似著作还有格雷斯的《德国民间书籍》、蒂克的《德国爱情之歌》等。著名诗人阿恩特充满激情的诗句也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他在《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的诗中明确表达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茵河畔？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21） 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在谈及浪漫主义发掘过去的意义时指出：德国的基础不仅在于共同的风俗、语言和文学，而且在于“对共同获得的荣誉和所处的危险的追忆，在于对祖先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怀念”。（22）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感染了哲学界，浪漫主义的国家有机体观念在著名哲学大师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位哲学大师指出，国家制度本身是一个自然的有机体，只有在这种受到法律和习俗保护的制度内，人们才能享受不受社会混乱困扰的自由。亲历德国对法战争失败的黑格尔还以历史哲学为名，为德意志民族寻找良方。他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一个民族要获得尊重，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为此，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由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23） 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则于1807年末至1808年3月在柏林科学院星期日讲座上连续发表14次演讲，号召捍卫德意志的自由，要求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演讲中，费希特回顾了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后，得出结论，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一种较之其他民族更高尚的德意志民族性格。这些学说在德国人心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为德意志的复兴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24）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波及历史学领域。由于历史意识的深化，人们专门成立了德意志史料学会，搜集中世纪德国的相关史料，编成《德国史料集成》，希望以此再现中世纪德国的强国地位，激发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浓浓的民族情感甚至在以“客观史学”著称的著名历史学家兰克那里也得到流露。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得出结论：德国人是奉上帝之命去发展与法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定要“建立符合本民族精神的纯粹德国的国家”。
    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德国逐渐演变为一种追求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政治运动，原先盛行于文化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胜利以及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改革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形成，（25） 启蒙运动在德国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启蒙运动作为一次思想文化运动，从英、法等国传入德国以后，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份相对不足。它既不像英国一样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不像法国那样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而出现，而是针对当时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由于相关努力纯粹是文化领域的，它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对于促进德国人的民族感情产生了重大影响，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