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所谓的“罪”的“起因”（causa）作用。奥古斯丁并没有说：每个奴隶的受奴役状态都应当归咎于他们自身的罪恶，所有的奴隶都是罪有应得的。更准确地说，他的观点应被理解为：是人类自身的罪改变了全人类所处的状态，使他们无法摆脱妄图支配他人的“统治欲”（libido dominandi），从而为奴隶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或环境[4-p70～71]。无论如何，奥古斯丁认为奴隶制是罪的后果，是一种悲惨的、痛苦的制度。在他眼中，它无论如何都带有极其阴暗的色彩，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
    在教会工作的实践中，奥古斯丁对奴隶制的态度也是负面性的。首先，他相信释放奴隶是显示爱心的有益行为，支持和鼓励释奴的做法[4-p39～40,46～52]。在401年的迦太基宗教会议上，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主教们一致赞成教会对释奴行为的介入，接受了“教会释奴”（manumissio in ecclesia）的制度[4～p47～49]。在主教的职权范围内，他更是积极鼓励释奴的做法。他不仅极力要求希波的神职人员释放个人所有的奴隶（Sermo 356,3-7,in SPM, vol.1），还鼓励奴隶或前奴隶加入他的修院（De opere monachorum,25.in CSEL,vol.41）。
    其次，奥古斯丁公开地表达了对奴隶贩子的厌恶和反对。对于那些进入教堂的奴隶贩子（mangones），他公开地宣称，他们不是教会的真正成员，不是“葡萄藤”（vinea）而是“荆棘”（spina）[12-127.11]。晚近发现的《书信10*》[14] 更是鲜明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在这封信中，他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在希波地区为害一时的奴隶贩子的不法活动。根据该信的记载，当时的奴隶贩子经常将自由民贩卖为奴，或者非法地将本来只是契约性的奴仆（14） 作为永久性的奴隶贩卖出去，有的甚至以暴力手段掠夺人口，将他们贩卖到海外为奴[14-2～3]。
    对于这种行径，奥古斯丁十分痛恨。一方面，他企图以罗马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不法的奴隶贩子。为此，他希望运用教会的政治影响力，以“罗马的自由”（pro libertate Romana）来号召政府，劝说罗马政府修改相关的法令，使得对奴隶贩子的惩罚更有分寸、更加有效[14-3～5]。另一方面，希波的教会保持着警惕，时刻关注着经过当地海港的奴隶船，努力使被拐卖的人口重获自由。这样做不仅可以挽救一部分落难者，还可以使奴隶贩子亏本，从而受到打击（Ep.10*,3-8;Io.ev.tr.,41.4）。为了赎出被拐卖的人口，奥古斯丁不惜熔化希波教堂中的圣器[15-24]，可见其决心之坚定。
    然而，必须指出，根据罗马帝国的世俗法律，奴隶制的存在本身是合法的。因此，作为罗马的公民，奥古斯丁的活动只能限定在反对“非法”奴隶贸易（事实上的拐卖、掠夺人口的活动）的限度内。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教会的行事就会面临极大的障碍。《书信10*》所提到的一个事例，十分生动地说明了教会的艰难处境。据其记载，在得知奴隶船到来的消息后，在主教奥古斯丁不在场的情况下，希波的一批基督徒自发地登上了港中的奴隶船，使100多人重获自由[14-7]。虽然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被拐卖的人口，但微妙之处在于：首先，这次行动虽然属于义举，但并不是在主教的领导下进行的；其次，根据奥古斯丁的记述，自发行事的群众很可能并未使用“赎买”的形式，从而给奴隶贩子留下了口实。事后，蒙受了损失的奴隶贩子不肯善罢甘休，反而与某些罗马官员相互勾结，指控教会侵犯了他们的财产（奴隶），企图索回这些被释放的人口。奥古斯丁谈到，由于教会无力供养营救回来的全部人口，就将其中的一部分交给某些基督徒来照顾。结果，他们反而受到了与奴隶贩子串通的官员的威胁。在奥古斯丁看来，一方面，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仍然不能停止营救人口的努力；另一方面，教会也应当进行一些政治活动来保护自身[14-7]。
    虽然奥古斯丁厌恶奴隶制，但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深受限制的。他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按照使徒的教训，我们要要求奴仆服从于他们的主人，但勿使奴役之轭加诸自由民之上。”（Ep.24*,1,in CSEL, vol.88）。也就是说，使自由民沦为奴隶，从而扩展奴隶制范围的做法是必须反对的；但已有的奴隶必须服从奴隶社会中的一般社会规范，不能随意反抗。在实际行事的层面，《书信10*》所谈到的事例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奥古斯丁所受的限制；此外，必须指出，在理论的层面上，他对奴隶制的厌恶情绪也受到了社会秩序观念的限制。
    二、秩序的维护：“要服从他们的主人”（15）
    奥古斯丁的世界观是以等级秩序为特点的。在他看来，居下者对上位者的服从乃是天经地义的。在现代人眼中，人对人的服从和役使往往是令人生疑的；但在奥古斯丁眼中，役使本身未必是一种恶，因为一种善的役使是有可能有益于受役使者的。（16） 他曾经引用西塞罗的观点，说主人命令奴仆，就像理性命令欲望一样理所当然。（17）
    除了等级秩序观对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强调，原罪的观念也明显地影响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在他看来，自从人类始祖堕落之后，人类所处的“尘世”（Saeculum）（18） 状态已经深受罪的影响。虽然奴隶制起源于罪，但对尘世中的人类而言，罪的普遍存在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基本社会现实。为了克制人的罪恶和放纵，权威和强制手段的存在就显得十分必要。奥古斯丁如此概括他的立场：“按照上帝初造人类时的自然本性，没有人是人的奴隶，也没有人是罪的奴隶。但作为一种惩罚的奴役也是律法所设立的，它规定要保存自然本性的秩序，不得侵犯。若无违反这律法的事发生，也就毋须作为惩罚的奴役了。”（19） 也就是说，奴隶制的起因是人的罪，它的存在价值同样也是人的罪。充满了罪恶的人类必须受到教训和惩罚，而奴役的状态正是上帝用来惩罚罪人的手段。一旦取消了这些惩罚的手段，由罪人组成的社会就会失控，变得更加混乱。因此，奴隶制虽然并不符合上帝初创的自然本性，但其产生确实得到了神的应允：“若无上帝的裁判，［奴役］就不会发生，但他［上帝］从不会不公平，晓得如何根据作恶者的过犯来判处不同的惩罚。”（20） 作为上帝惩罚罪人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意义上，悲惨的奴隶制取得了它的存在价值。
    由于奴隶制具有惩罚罪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奥古斯丁在理论上承认它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从这种观念出发，对奴隶制的彻底取缔是他所无法想象的，奴隶主对奴隶的鞭打也可以是正当的。（21） 由于奴隶制被视为一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社会制度，奥古斯丁毫不犹豫地要求奴隶服从于奴隶主：“若是奴仆，就要服从于他们的主人，基督徒要服从于异教徒，善人要忠心地服侍恶人……”（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