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尼西亚外岛叛乱与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
    印尼号称千岛之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岛交通不便、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的差异，地方偏见和宗教分歧比较严重。独立后的印尼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分裂的社会，缺乏普遍的国家认同。爪哇是印尼的政治和人口居住中心，称为内岛。处于西北的苏门答腊和东北的苏拉威西商贸经济较发达，是印尼经济的支柱。在印尼独立过程中，爪哇和苏门答腊、苏拉威西以及其他岛屿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但是独立后的中央政府缺乏有效的领导，地方矛盾比较突出。外岛普遍认为，独立不过是爪哇人取代荷兰人成为新的统治者；很多地方军官更愿意服从本地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中央政府。[5]54
    印尼独立后地方自治的呼声一直较高。在伊斯兰比较集中的地区自治要求最为强烈，如亚齐、西爪哇、南苏拉威西、苏门答腊和南加里曼丹等地。北苏门答腊的亚齐人反对苏加诺提出的“建国五基”②，试图脱离共和国成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1953年，亚齐独立运动掀起高潮，但很快就被中央军控制。随后苏门答腊的地方武装开始和中央产生矛盾。在反抗荷兰的独立战争结束后，苏门答腊残留了大量地方军，但独立后只有部分进入中央军编制，其他都游离在岛外各处，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早在1952年，印尼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就试图改组地方军事编制，但遭到以陆军副参谋长、社会党党员卢比斯为代表的军官的反对，最后以纳苏蒂安被解职而宣告结束。
    1955年底，纳苏蒂安再次担任陆军参谋长，在苏加诺的支持下进行新的改革。纳苏蒂安这次把矛头直接指向地方军队长官。印尼外岛走私猖獗，严重影响了中央税收，而大量地方军官都参与了走私。纳苏蒂安想打击走私以增加国库收入，同时借机清除地方异己分子。因此他实施换防政策，大量调动地方军领导使其脱离本地势力的支持。纳苏蒂安的做法再次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特别是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等商贸发达地区的军官的不满。这是导致外岛军队叛乱的直接原因。
    除了换防政策外，哈达的辞职也给外岛分裂分子提供了脱离中央的政治借口。哈达是苏门答腊人，作为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其政治威望仅次于苏加诺并长期担任副总统，被看成是印尼外岛势力的代表。但是随着印尼社会的发展，哈达和苏加诺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政治安排上产生了较大分歧，特别是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纲领提出后。
    1955年大选后，印尼国内的政治势力进行了重新排序，传统的民族党和马斯友麦党地位受到冲击，左翼势力上升，导致共和国内部政党政治混乱。而多党联合内阁也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建国后短短5年内阁更迭了6次。苏加诺对政党政治给国家带来的困难深感失望。他在1956年10月30日的演讲中指出：“我不要成为一个独裁者，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我不要自由主义的民主。相反，我要一个有领导的民主。”[6]之后他多次表示要解散政党，组成一个互助的内阁，并强调印尼共产党也应该受到重视，认为印尼不要一味地去复制西方的民主模式。而哈达一贯旗帜鲜明地主张反共，在1955年12月，因安排空军参谋长一职时就与苏加诺发生正面冲突，哈达反对苏加诺举荐的亲共候选人，而坚决支持马斯友麦党新任命的副参谋长。而且哈达一直坚持认为印尼应实行真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不是有点苏加诺独裁倾向的政权。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的提出加剧了他同哈达之间的政治矛盾。
    大选后外岛势力一直对中央不满，认为外岛在议会中获得的比例太小，同时他们竭力攻击中央政府效率低下，腐败严重。1956年12月1日，哈达宣布辞职。反对纳苏蒂安改革的地方军官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表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特别是苏门答腊地方军官。12月20日，侯塞因上校宣布接管中苏门答腊。22日，北苏门答腊在辛波伦上校的领导下也宣布脱离中央政府。随后南加里曼丹军区司令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957年3月，苏门答腊南部军区司令巴里安上校也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保持与中央的半独立关系。3月2日，南苏拉威西在萨穆艾尔的领导下也宣布脱离中央政权。一时间，印尼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国家统一受到严重的威胁。
    印尼外岛一系列脱离中央的举动无疑让美国欣喜。在美国看来，与其让一个统一的印尼倒向共产党国家，不如让其保持分裂。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早在1953年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当年10月，在卡明接替柯克兰担任驻印尼大使的前夕，杜勒斯就明确告诉他：“保持一个统一的印尼是十分危险的，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共产党中国是个例子……在一个领土统一但却倾向于朝共产主义转变的印尼，与一个分裂成一些地理单位的印尼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我们可以以此为支点帮助他们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的消灭共产主义，最终，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再重建一个统一的印度尼西亚”[5]75。此时印尼苏加诺正有倒向共产党国家的危险，因此当外岛企图分裂时，美国的天平自然倾向了后者，企图通过支持外岛叛乱来达到阻止印尼倒向共产主义的目的。当然这种支持只能是秘密的，隐蔽的，“万一败露，美国政府也可以巧言否认任何责任”。[7]因为任何公开的支持，既违反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也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秘密支持印尼外岛叛乱的任务，自然落在了美国实施隐蔽行动的工具--中央情报局身上。
    根据美国学者乔治·卡欣揭露，早在1948年印尼同荷兰战争期间，成立伊始的中央情报局就已经进入了印尼。由于中央情报局秘密驻扎在日惹的机构及时传递了哈达政府在“茉莉芬事件”中对左翼的强硬态度，这促使美国对印尼独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5]311954年，阿里政府的中立主义外交引起艾森豪威尔的不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当年12月关于东亚政策的NSC5429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可使用秘密手段或公开手段”，包括使用军事力量，防止印度尼西亚和它的某些重要地区因“公开武装进攻、颠覆、经济统治或其他方式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8]1066。1955年5月，在印尼主办首届亚非会议后的一个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制订了针对印尼的NSC5518号文件。文件指出，为防止苏加诺把政权让与左翼政党，美国应该对印尼实施隐蔽行动。[4]436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印尼大选，为了让马斯友麦党赢得选举胜利，中央情报局向该党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支持。[9]131956年10月，苏加诺访问美国后又接连出访苏联和中国，为了丑化印尼领导人苏加诺，中央情报局主导策划了针对苏加诺的桃色事件--“欢乐时光”。③
    1956年11月，中央情报局针对印尼进行了人事调整。在隐蔽战线颇有经验的阿尔弗雷德·厄尔默（Alfred C.Ulmer）④被任命主持中央情报局远东事务第五小组的工作，其主要任务就是针对印尼可能出现的混乱而实施隐蔽行动。厄尔默到任后考察了印尼形势，即向中央情报局行动部负责隐蔽行动的温斯内尔（Wisner）汇报说：“是让苏加诺吃点苦头的时候了”。[9]15这意味着美国对印尼的隐蔽行动即将展开。
    这时，印尼叛军也向外界发出了求援信号。1957年5月，印尼财政部长苏米多（Sumitro）因同情苏门答腊的叛军，离开雅加达进入苏门答腊，成为叛乱分子的一个重要人物。苏米多是印尼资深内阁部长，长期和西方国家打交道，曾经是印尼同荷兰谈判的代表。他洞悉美国印尼政策的根基就是反共。于是，苏米多向叛军建议，要获得美国的支持必须打出反共旗号。该建议得到了辛波伦、侯赛因和苏拉威西叛军的认可，1957年8月，叛军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首次表示拒绝承认一个有共产党参与的政府。叛军此举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颇为满意，这也使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叛军成为可能。
    中央情报局于1956年初在雅加达设立独立机构，同年9月曾参与起草NSC5518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华伦天卢·古德尔（Valentine Goodell）调往印尼负责该机构事务。中央情报局同时在棉兰和万鸭老也设有自己的秘密办事机构。1957年6月，雅加达的中央情报局雇员詹姆斯·史密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辛波伦希望同美国政府接触的消息，立即向古德尔报告。古德尔随即向中央情报局高层汇报并获得允许，决定由史密斯飞赴巴东与辛波伦和侯塞因上校商谈援助事宜。会谈中史密斯答应了叛军的要求，允诺向叛军提供资金和设备。由于雅加达与巴东距离较远活动不便，经协调后由驻扎在棉兰的中央情报局机构负责提供现金和电台设备之事。
    在同苏门答腊联系的同时，中央情报局也在接近1957年3月宣布半独立的苏拉威西叛乱者。苏拉威西的内部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南部倾向继续保持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而驻扎在北部万鸭老的萨穆艾尔上校态度强硬。由于军事物资缺乏，萨穆艾尔委派部下潘多少校在海外走私市场购买军火。中央情报局获悉后设计与潘多在意大利取得联系，答应潘多向其提供防空武器，并主动推荐通过台湾-香港-苏拉威西这一线路中转这些武器。
    1957年7月，印尼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大选，据初步统计，共产党获得的票数已经超过民族党成为第一大政党，这让美国惶恐不安。8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关于印尼的特别会议，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任命已卸任的驻印尼大使卡明为工作组组长。8月27日，专门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印尼政治局势评估（NIE）的文件，指出印尼内部体制混乱，苏加诺已经背弃了建国时确立的“潘查希拉原则”而执意推行“有领导的民主”，且对共产党的依赖加深。印尼共产党已实际控制了爪哇局势，虽然内阁中没有共产党成员，但有4人对共产党抱有同情，而国民议会中则有18名左翼倾向成员。外岛的独立趋势明显，他们急于获得自己的政治地位。虽然他们不会很快选择独立，但是自治的口号非常坚定。[4]429-431
    1957年9月3日，专门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份特别报告，认为目前印尼的局势是：共产党已成功控制了爪哇，美国的利益可能遭到损害；对整个东南亚形势来说，印尼共产党的夺权可能造成政治和心理上的冲击，弱化本地区的反共力量，长远来说也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军事冲突，这就会破坏该地区的战略平衡，极大影响美国的亚洲政策；苏加诺仍然主导国内事务，并开始依赖共产党的支持。报告还指出，面对这种状况美国必须坚持在NSC5518中提出的积极开展针对印尼的隐蔽活动，加大对外岛叛乱分子的支持，通过支持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叛乱活动，将其作为一个反共据点从而影响内岛局势，同时尽量促成非共和反共分子的联合。[4]436-4409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37次会议通过了该报告，以此作为今后对印尼政策的指南。
    美国支持叛乱的政策形成后，中央情报局加紧了与叛军的联系。根据先前和巴东叛军达成的协议，负责首次行动的是中央情报局棉兰联络员迪安·阿尔米（Dean Almy）。10月3日，阿尔米乘坐汽车孤身进入叛军领地，把价值5万美金的印尼币亲手交给了辛波伦上校。随后他给巴东行程做了一个评估报告递交给中央情报局高层领导。报告指出，叛军并没有完全和中央政府决裂，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军事支持，那么外岛独立或许能够成功。[9]26
    1957年12月，中央情报局要求驻棉兰和新加坡的机构加大对叛军的支持力度。12月27日，辛波伦在新加坡秘密会见了中央情报局新加坡负责人柯林斯以及棉兰联络员阿尔米。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事宜，阿尔米在会上透露：中央情报局非常关注印尼事务，并在11月23日已拨出84.3万美元开展针对印尼的隐蔽行动。[9]30
    1957年11月30日，印尼国内发生了一起暗杀苏加诺未遂事件。苏加诺对此大为恼火，斥责已经加入外岛叛乱集团的前陆军副参谋长卢比斯是幕后黑手，宣布封锁外岛海域，同时扩大海域范围，打击外岛叛乱集团的走私和军火交易。
    由于叛军从外界获得武器的途径被切断，中央情报局采取了新的行动。远东工作组负责人厄尔默把对亚洲地形熟悉的飞行员约翰·马森派往印尼，由他负责支援叛军武器的运送，代号定为“黑客行动”。1958年1月8日，马森率领装满武器的船只从菲律宾南部沙比克湾向苏门答腊前进。因为是第一次直接运送武器给外岛叛军，中央情报局非常重视此次行动，为马森详细绘制了一份苏门答腊附近海岛海域的模型图，同时还派特工吉米·布朗前往巴东建立一个和新加坡保持不间断联系的电台，以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1月24日，“黑客行动”宣告成功，辛波伦的叛军获得了几乎可以重新装备自己军队的所有轻武器。随后，中央情报局又给西苏门答腊提供了两船轻重武器，北部的亚齐独立武装和南部的巴里安也获得美国的武器装备。
    1958年1月9日，叛军集团的主要领导人在巴东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召开秘密会议，会议讨论建立统一集团来对抗中央。苏拉威西叛军领袖萨穆艾尔在会议结束后，绕道新加坡同中央情报局新加坡机构的负责人柯林斯进行了秘密会谈。萨穆艾尔谈到了自己军队武器的缺乏以及军火运输路线遭到中央政府的封锁。柯林斯爽快答应了萨穆艾尔的要求，并通过巴拿马航线给其运送军火武器。
    1956年12月至1958年1月，叛军集团对抗中央仅仅属于政治威胁，印尼中央政府也保持克制状态，双方甚至还在雅加达进行了多次谈判，试图和平解决危机。但中央情报局开始对叛军秘密地、大规模地提供武器使叛军不仅获得了充足的军火供应，也似乎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从而在对抗中央的事态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内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