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农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实施结果
    战后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日本农地流转的主要方式。1965-1990年，根据《农地法》的相关规定，日本实施的农地权利流转年均超过10万公顷，1980年甚至达到近178205公顷的顶峰。其中，从农地流转的面积来看，1970年实现流转的水田和旱田合计达到57134公顷，此后在近25年时间内一直保持在年均3万公顷上下。(15)日本的农地流转取得了相当进展。
    1.农地流转的范围和方式的变化。
    日本是一个传统的稻作社会，农地被视为具有私人个体所有和村落共同所有的双重性质，因此，传统的承包、租赁和买卖等农地流转往往局限在同一个村落内。(16)农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加速了这一传统观点的动摇，促进了农地在不同村落间的买卖与合并。不仅如此，农地流转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农地流转主要以有偿转移为主，70年代中后期开始，无偿转移(17)和由融资租赁实现的权利流转成为主要方式。
    2.农地流转的价格飙升。
    针对农地转让和租赁的价格变动，日本不动产研究所和全国农业会议所分别编写了《水旱田价格和地租调查》以及《关于水旱田买卖价格等的调查结果》，定期对其进行统计。从实际情况来看，农地的价格具有双重性，既包含了以耕作为目的的“农地价格”，也包含了以转用为目的的“转用价格”。在农地价格的发展过程中，“转用价格”远远高于“农地价格”。因此，农地价格的持续上涨被部分学者称为“农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化”。而且，在以转用为目的的农地中，城市化区域内的价格又大幅高于城市化调整区域内和未经《城市计划法》划线区域内的价格。从表1可以看出，1990年，以耕作为目的的水田和旱田的价格分别为每10公亩187万日元和1260万日元，分别比1975年翻了一番，而城市化区域内的农地价格则达到了每10公亩近8823万日元，比1975年增长了近3倍，分别是用于耕作的水田和旱田的转用价格的近50倍和近70倍。正是因为以转用为目的的转用价格与以耕作为目的的农地价格之间存在大幅差额，日本的农户往往更期待以转用为目的出售农地。从农业整体发展来看，这一现象给水稻耕作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生产率提高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8)但不容否认的是这对农户收入增长带来了积极影响。
    由于存在上述估价待售行为，租借成为直接买卖之外提高农地流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另一个重要方式。随着农地买卖价格的上升，农地租赁价格也水涨船高。特别是1970年日本废除佃租管制后，地租价格迅速上升，每10公亩的佃租价格由1965年的4065日元大幅上升至1975年的24949日元。1975年后，随着日本政府赋予租期低于10年的农地租赁行为以合法地位，对农地租赁的限制进一步被放宽。1985年前后，日本农地的佃租价格已达到每10公亩36655日元。(19)由此可见，日本农户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或出租土地等多种方式获得较为可观的货币收益，这进一步保障了农民通过短期的、较灵活的方式从农地流转中获益。
    3.农地流转的用途各异。
    从日本农地流转的用途来看，一方面，住宅用地和工矿业用地占了流转总面积的40％，这部分土地的流转需根据《农地法》规定的相关程序进行申报和审批。1961-1970年，大约有61.56万公顷的耕地被转用为工矿业生产、住宅、道路和林业绿化用地，约占当时耕地总面积的10％。其中，转为工矿业生产和住宅用的农地约为22.04万公顷。(20)另外，1965-1990年，用于建设住宅的年均流转农地面积由11675公顷逐步下降至8528公顷，而用于工矿业生产的流转农地则由3476公顷逐步上升至6166公顷。(21)其中，既有农户将农地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等行为的存在，也有一部分是农户在原有农地上新建或扩建住宅。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农民免受城市住宅用地短缺和地价昂贵之苦，在泡沫经济前后房地产价格飙升的时期尤为突出。根据日本全国农业会议所对关东地区进行的调查，直至1992年“向住宅用和工业用转化”仍是农地价格上升的最主要原因。(22)另一方面，转用为学校、公园、运动场、道路、铁路等的农地流转大部分不需要相关部门审批，这充分体现了农地流转向公共事业倾斜的优惠政策取向，也表明了日本政府在农民私利和社会公益之间的权衡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