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文史大家金毓黻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学成后返回东北，历任多个行政职务。自1922年起“基于忧乡之心”，致力于乡邦舆地故实之学，成为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于金毓黻的治学历程，研究者多以其自撰《千华山馆书目录序》中所言“迨癸亥（1923年）讫今，则致力于乙部”[1]6，推定金毓黻先生在三十七岁以后，治学兴趣和重点转向研究史学。笔者经过仔细研读他四十年书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发现早在金先生矢志进行东北史研究之前，在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下旬至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初，他来过当时的黑龙江省，任省教育厅科长。在仕宦生涯转折、由奉至黑龙江的时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也正是在此时，这位史学大家确立了自己“此后从研究史学入手”的方向。因此，本文对金毓黻早年在黑龙江省的仕宦、读书生活及相应心态等进行梳理解读，以使关注东北史的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国学大师的心路历程。
    一、离奉北行的原因
    金毓黻先生1916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返回东北，任教于沈阳文学专门学校，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后升任议会秘书长。1920年，先生时年三十三岁，任奉天省议会秘书长，正是仕宦生涯之始，刚刚升任，可谓青年才俊。那么他为何在正是一路升迁之时，从奉天辗转远赴黑龙江，任一省的教育厅科长呢？在金毓黻先生四十年撰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中，其心路历程、治学经过历历在目，是研究这位学者的第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认真检读，将其北行原因陈述如下。
    金毓黻年轻时性情急躁，心浮气盛，他意识到这一个性给自己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余作日记前后十年有余，积至十余册，偶一覆视，无一页不有脱误，性躁气浮，难与入道，宜乎学业之不犹人也！”[2]17而且自己身体的疾病也与急躁的性情密切相关，《静晤室日记》五月十九日记道：“余之咳疾，两月未愈……尝求其致疾之原因，一由于事繁，一由于性躁……性躁则不能容物，不能容物则有时不应怒而怒，怒久则疾生矣。”[3]37怎样彻底根除浮躁之病是年轻的金毓黻一直反思的问题。他在民国九年三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人惟守‘动中求静，静中求乐’八字，则涵养天趣，泛应曲当，而无患于昏惰矣。”[2]6外界烦恼喧嚣之“动”既然不可尽去，就只有在内心中求“静”，“程子曰：‘主静之宜，譬之置烛静室，风不吹，烛亦不灭，人善养生则长寿，亦用此理。’”人如果能“于至动之中，以求至静，然后能以静制动而不为外诱所夺”[3]33，才会在修身之途上日益精进。他之所以给自己的书斋起名“静晤室”，自言“静晤者，期以静中有所晤也”[1]22，盖欲摒绝外诱，潜心治学。虽然有此意向，但是人在官场，百事扰心，金先生每每感叹身不由己，“倦于酬酢”[3]45。纵观他早年日记，即便身为一省议会秘书，金毓黻也没有丝毫官僚气和市侩气，每日所记多是读书心得和悟道体会，心志所向，仍为谆谆学者之风。但是耽于官场冗务，时日既久，除了心境难静之外，金先生还深有“日月不居，年事渐长，自省所业，百无一成。每一思及，盖不胜薄冰深渊之惧也”[4]62。谨就《静晤室日记》前四卷粗略捡拾，因公务繁杂无暇潜心读书治学之语频频可见，“公务稍冗，未多看书”[4]76，“公冗，无暇读书”[4]83，“忙碌竟日，未习一字，未读一文”[5]115。在这样的生活中，金毓黻深感压抑：“以自由之身心，受无形之桎梏，此人生之大不快事也。”[5]115“数日内疲于酬酢，百事未治，心君不宁”[4]76，“长此以往，何能成就！”[4]94
    就在这样的心态之中，金毓黻逐渐萌生了罢此职位、另谋去就的想法。他想另觅一处杂务不多、相对自由的差职，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潜心于治学。恰逢此时，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孙钟午向金毓黻发出召唤，邀他去黑龙江就职。此前孙钟午也供职奉天，于民国九年八月十一日升任黑龙江省教育厅长。孙钟午的邀请促使金毓黻下定了决心。他在民国九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语云：‘需者事之贼也。’又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需而不断，世间一切事皆不能成。丈夫做事，唯有一刀两断而已。”[5]110后来遂“摒弃一切”，“北行之计已决”[5]143。金先生即于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赴黑龙江任职。他自述当时心态说：“此次应召，欣然就道，发于本愿，非有人迫之使然。”[5]43因深感在奉天议会工作的四年中，“最后一年，则意兴萧索……暮气滋矣”。如果再不断然弃旧向新，恐怕人生难有进步，所以“欲假易地迁职，以作我朝气”[6]144。
    二、治史之向的确定
    在黑龙江生活之初，金毓黻内心极为矛盾。他时常感到“心中俶扰不自安”。[6]149“心君扰扰，踧踖不安”[6]154，究其原因，“私欲塞胸故也”[6]149。这个“私欲”，就是汲汲于仕宦之心。回顾此前，他在奉天省议会已有相当不错之政绩，此次来黑龙江教育厅任一科长，决定是否正确？一天在镜中看到自己“面色枯黄，殊不如在奉之日”，不由得产生“远来何为耶？此理不能自喻”[6]156的感叹。对自己的这种状态，金毓黻深感忧虑，并且时常自省，告诫自己“惟有确守朱贤之说，壹志绝欲”，才有可能“拨雾见天，而心君有泰然一日也”[6]154。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毓黻原来的“心绪纷扰”[6]134之态逐渐趋于安宁淡定。心志一定，“陶陶之乐，油然生矣”，残留的私欲就此去除，也不再受官冗纷扰，“今昔之情，何其殊耶！”[6]162
    自此以后，金毓黻认识到，自己应该继续走这条从政为辅、治学为主的道路，决心不再像以往那样摇摆不定了。他在民国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余……祁向不定，而心好动……今日思读书，明日忽讲交际，泛泛若不系之舟，浮水之萍，心无定见、行无定向……以致今日学问无成……自今日起，应……勿动于浮说，勿劫于外诱，笃志力学，始终弗懈。期以十年……或能有所树立。”“自古哲人名儒，所以能自成其学者，不外数事：一曰用心专一，二严立课程，三砥砺品节。凡人有所不为，始能有为，即是用心专一。”[6]164此时，金先生经过对以往生活和治学的反思，诫告自己今后当笃志专一于用心治学，并且自忖以此前基础，当以十年为期，或可成就。这里还没有明确指出“笃志力学”的具体方向究竟是何志何学。十二月二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刻所拟读之书，厥为史传、地志、政典……学以致用为归，否则文似韩、欧，诗如李、杜，亦奚以为？”“此后所业，即用是为职志，不止于浅尝……持此不懈，期以十年，或庶几得偿宿愿乎？”[6]167至十二月三日，金先生明确写道：“余此后既从研究史学入手。”并且决定此后对于自己也感兴趣的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学问，“略知其大凡即可矣，不必过事详求也”[6]167。应该说这是金先生确定此后治史道路之始。一旦确立了今后的人生走向，免去应酬、潜心读书；又适应了在黑龙江的饮食生活，心灵自由、体适安畅，金毓黻真切体会到“为学必先曰求放心……身可受桎梏，而心不可受桎梏”[6]162。“杂念去而心君宁，俗累少而真乐出。脱去缚羁，还我自由，无思无虑，独往独来”[8]184的境界。此后虽然多次有朋友劝说他再回奉天参加议会选举，他自己也明白“若不来江，在理在势于参议院定占一席”，但是“已决计不为”。即便家君一再来函促作参议，不愿他在黑龙江久留，金毓黻也决意不为。他认为，家人朋友之议，出乎关心，但只有自己才明了“妄念既去，便觉心中莹然，最为快活”[8]的感受。他人之不解金毓黻宁肯选择清闲职事读书治学，以为自讨苦吃，金毓黻也毫不在意。“他人之所谓苦，正余所谓乐，既乐事此，何苦去之？”“夫亦从吾心之所安而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