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学视野的展开
    金先生青年时即已具备优秀的从政素质，在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半年后，他又随长官赴吉林，自此来往于沈阳、齐齐哈尔、吉林、长春之间，直到1931年升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一直未脱仕宦生涯，但是其心志并无意于此。在此期间，他利用从政的便利条件，四处考察、广为搜求，组织“东北学社”，创办《东北丛镌》。公余之暇，博稽古书典籍，整理研究东北历史文献资料，并有所著述。正像他后来自述这段经历时说：“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划，故学间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1]3
    金毓黻先生在齐齐哈尔的这段仕宦读书生活，也正是上述思想的反映。从《静晤室日记》中看，那段时间的确冗务不多，可以有一定的身心自由读书治学。他在十一月七日日记中写道：“公务稍简，拟以两月之功专治古文辞及诗。”[6]150按照自己的设想，金先生在齐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史学名著。其研究阅读的文学著作有：洁珊先生的《诵诗随笔》、《抱润轩文集》、《文选》、《儒林外史》、《白华阁诗集》、《宋诗钞》。史学著作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思想论》、《欧洲政治思想史》。语言著作有《实用国语文法》，学术札记类著作有《越缦堂日记》，游记类著作有梁启超《欧洲心影录》、侯保三《南阳旅行记》等。
    在诸多书籍之中，金先生致力最勤，耕读不辍，日有札记者当属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其中收录先秦至梁的各体文章七百余篇，为历来治文史者必读必备之书。在研读过程中，金毓黻细致体味、研精覃思，多所心得。他对古文的喜爱由来已久。“自戊申（1908年）讫壬子（1912年），则喜购古文家专集”[1]6。也就是在他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期间，即勤于文学修习，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后来金毓黻先生主张研究史学必须以文学辅之，认为史之文字尤其因该“翔实高简”，既要“雅而能健”，又要“举重若轻”，此外不能有“格格不吐”之病，与他早年的古文功夫是密不可分的。他曾收集《史记》和“苏诗”的妙言佳语辑录成集，以备写作之用。《静晤室日记》中有大量的诗、文、记、联等文学之作，均用语工整、意境深远。与此相关，学诗写诗、以诗会友，也是他在齐生活中的乐趣之一，民国十年一月一日至十四日，与挚友查安荪、黎雍共同倡议，连作八集诗钟会，以不同字嵌入诗中作联，其乐陶陶。在研读诗书之余，金先生还沉心书法，日记中多有提到自己在悬腕、运笔、铺豪、临帖等方面的体会、切磋、进展。
    除了研读各类著作，金先生还经常翻阅载有新动态新思想的报章杂志，主要有《新青年》、《建设》、《大学月刊》、《时事旬刊》、《新潮》、《东方杂志》、《民铎》、《小说月报》、《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等。
    在这一阶段，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西方哲学理论东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关键时期，金先生及时关注了学术界的新动态，在以往研读古史的基础上，对史学方法有了更多的思考，并接触、接受、辨析了一些国内新史学、西方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观点新方法，治学视野为之展开。如他谈到梁启超和胡适时说：“近顷能以白话文谈学理而又引人入胜者，厥惟胡适之氏，实可与梁任公并立两大。”[6]160评价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于世界现势及政治学说，均用综合法出之，附以批评，并加之以推测断案”[6]160。谈到胡适论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时，认为其右汉而左宋，自己与其见解不同[6]166。
    这一时期随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也有一些有影响的外国哲学家来华讲演。1919年4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邀请，来华访问讲演。前后在上海、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11省，讲演一百多次，1920年7月离开中国。杜威开始系统地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金毓黻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四日日记中提及杜威的“新历史的研究”及陶孟和的相关阐释，认为这种观点是历史学的“新旧之分”，高度评价杜、陶二氏所发之言“足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6]168。
    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也于1920年9月应邀来华，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做了多次讲演，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直到1921年7月告别中国。金毓黻先生在日记中也谈及了罗素在北京女师的演说[7]216。由于杜威来华讲演的宣传，国内对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柏格森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增多。金先生在日记中也提及柏氏将于1923年来华讲演的消息[7]218。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随即大量地传到了中国。1919年5月的《新青年》六卷第五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金先生也非常关注，他谈到李大钊论“唯物史观”一词，及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观点：“人类之生活为社会全部之生活。往昔历史专详政治，此为社会一部之生活，故为新史学家所不取也。”敏锐地指出“此为唯物史观之胜义”[7]219，可谓切中肯檠。
    虽然综观其一生，金先生仍是走理、文、小、史四途，以传统史学之路立身治学的学者，但是从他早年的札记中即可看到，先生丝毫没有固执己见、胸襟狭隘，而是海纳百川，终成其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