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①一书的《方法论》部分，被公认是西方近代考古学中关于类型学研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在东西方均有重大影响。中国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通常也被认为是发源于蒙氏的思想，但这个传播过程到底如何，向来语焉不详，本文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略作介绍。
    蒙特柳斯这部著作传入东方，最先到达的是日本，介绍人是日本考古学的鼻祖滨田耕作。滨田耕作在1913～1916年即赴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在考古学泰斗皮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并专攻埃及考古学。皮特里在伦敦大学教席的继任者惠勒（Mortimer Wheeler）教授，是夏鼐留英期间的导师。夏鼐留学后期亦曾拜见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从这一角度来说，夏鼐和滨田耕作确是同门中人，而且滨田耕作比夏鼐入门早得多②。滨田耕作返日之后，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日本，当然包括在欧洲最为人所重视的蒙特柳斯方法。滨田耕作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通论考古学》，其中方法论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就是上述蒙特柳斯《方法论》的摘译。滨田耕作后来又将蒙特柳斯的《方法论》全文译成日文，于1932年出版，书名为《考古学方法论》③。
    近代日本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西方学术文化主要通过日本传播到了中国。例如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多位大师若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到的④。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传入中国，最早也是通过日本，主要人物是留日学生或者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学者⑤。蒙特柳斯《方法论》借助滨田耕作的著译传入中国也是如此。
    受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之影响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本书，是一位曾经留法的学者张凤主编的教科书《考古学》⑥。书前有一则声明，对该书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交代：
    此书不是在一时及在一地写成，其也不出于一人之手。二三年来，任课沪地各大学，若暨南，复旦，大夏，持志，讲授时，翻译及参考东西各考古学，史前史等著而成。最初只有一篇讲解的纲要，随编随讲，后由代课继任者续编。先后若程仰之闻野鹤两先生皆预其事。由程君讲授时，一按原目编纂，后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最后又由凤前后截割，酌量补充，具如现状。
    与此书有关的3个人都是有名的学者。张凤（1887～1966年）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曾经留学法国，雅好考古，对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活动多有参与。程仰之即程憬（1903～？），清华大学毕业，后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知名。闻野鹤即闻宥（1901～1985年），是著名的文物考古和民族语言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国内古代铜鼓研究的首创者，还有字喃、彝文和羌语的研究都是由他开创的。
    该书大概是从1928年开始作为几所大学考古学课程的讲义，经此数人之手陆续编纂而成。正式成书于1930年底，共计135页。此书质量甚高，虽然正文只有短短的120余页，但体例完备，内容先进，对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有相当细致、完整的介绍，是在中国系统介绍现代西方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知识的第一本书。书后的参考书目罗列了不少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考古学著作⑦。以张凤、程憬、闻宥的出身和经历，可能确实有条件接触到这些论著，并且有外语能力读懂这些书。
    关于书中内容，有从欧洲版本的原著中直接的征引，也有从日文著作中转述而来。全书共分五编，讲述了考古学的各个方面。其中第四编为“研究”，其第二章为“特殊的研究法”，讲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文中称为层位学和型式学）等方法，重点叙述了蒙特柳斯（书中译为茫特拉斯）的方法，并举例说明；其第三章是“时代的决定”，讲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概念以及断代方法，重点介绍了皮特里（文中译为布他利）的序列断代法（文中称为假数法），并以埃及土器（即陶器）的演变示意图加以说明。
    张凤称“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对事实表达并不充分。实际上，闻宥参译滨田耕作的《通论考古学》是这本书得以成形的关键。该书的编写主要是参考了滨田耕作的著作，其体例及内容与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基本一致。这应该主要出于闻宥的手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闻宥实是将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在张凤《考古学》正式成书的次年，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的正式译本便出现了。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译者是著名的美术史家俞剑华（1895～1979年）。译本中文名称为《考古学通论》⑧，是王云五主编小百科全书丛书中的一册。俞氏一生著述有近千万字，但这本书的分量却很小。正文只有106页，篇幅少于张凤《考古学》，而且与张凤《考古学》一书对比可知，俞剑华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照搬了闻宥的译文。
    1932年，蒙特柳斯《方法论》（书名《考古学研究法》）全文经滨田耕作翻译出版，在日本考古学界成为经典读物，不久也被翻译到中国，翻译者是郑师许和胡肇椿。郑师许和胡肇椿的译本首先在1935年发表于《学术世界》第一卷第2～6期，题目即《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又由世界书局印成同名单行本发行⑨。该书完全是对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转译，附有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序言、例言。译文本身基本上继续沿用了闻宥以及俞剑华的概念和词句，如将类型学称为“型式学”等。全书正文140页，内容十分完整，保留了全部498幅插图，这在印刷制版还比较困难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