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之于历史学，犹如荷马之于史诗，德摩斯梯尼之于雄辩术，柏拉图之于哲学；自古以来他就被认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史家。其大作自问世以来，就成了西方所谓“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或classical scholarship）之重镇，①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 studies/scholarship）。尽管绵延了2500多年，最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里。百余年来，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潮涨落更迭，名家佳构，赓续不绝，蔚为壮观。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里，修昔底德“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置身于西方学术思潮与学术取向递嬗的过程之中，质疑、颠覆、肯定、“同情的了解”交叠出现，给探究在修昔底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添置了多重迷雾，这是修昔底德本人的问题还是研究者的问题，只有置身其中详加研判才能一见分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尝试以这一时期修昔底德史家形象的嬗变为中心展开研究。因为“修昔底德研究”虽与“古典研究”的总体水平和进展密切关联，但比起“古典研究”的其他具体领域来，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要更为强烈，故其史家形象起伏波折，脉络分明。
    一、质疑与反驳
    与“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的著作没有神话传说，没有离题万里的趣闻轶事，更排除了神灵对于人事的干预。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没有利用手中的笔为自己辩护，更不偏袒自己的城邦。其治史方法与原则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他在第1卷第22章的一番表白言犹在耳：
    ……关于战争当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所记述的事件，要么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要么是从别的亲历者那里听来的，这些我都要尽力探究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求符合事实。即便如此，探寻起来仍费尽艰辛。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件事往往有不同的讲述，有的或者偏袒这一方，或者偏袒那一方，有的则仅凭记忆。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过去事件真相的人来说，由于人类生活情形的相仿，过去的事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他们如果认为我的著作还有益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并不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想成为永远的财富（ktēma）。（1.22）②
    自问世以来，修昔底德的著作及其修史方法就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到了19世纪，学者们的赞誉和推崇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世纪，学者们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导入历史学领域，“科学的历史学”（scientific history），或曰“历史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在德国首先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有尼布尔（B.G.Niebuhr，1776-1831）、兰克（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和迈尔（E.Meyer，1855-1930）等人。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看作“历史科学”的古代先驱。有论者指出，实际上大约在1860年前后，这个新的史学流派才摆脱古典史学范本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③这里的“古典史学范本”主要是指修昔底德的著作。
    英国史家格罗特（1794-1871）的《希腊史》（19世纪中期问世）认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有一个从宗教取向朝科学取向（the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的逐渐转变，“……修昔底德……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取向”。④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总之，一个“科学”、“客观”、“超然”的修昔底德史家形象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最初的几年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的普遍认同。
    然而，到了1907年，这个形象遭到英国古典学家康福德（1874-1943）的严重质疑。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有如下断言：“我相信，战争的真正原因（prophasis），尽管从未被人最明白地解释过，是雅典人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1.23）以前历代史家对修昔底德的此一解释深信不疑，认为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但是，康福德大唱反调，指出，修昔底德关注战争是如何打起来的（第一次敌对行动）和双方的陈情、争吵和借口。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⑤实际上，第1卷从头至尾没有一个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因”。陈情、争吵和借口这些都是单方面的，与原因的探讨几乎沾不上边。修昔底德所分析的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原因，即个人的、城邦的动机和性格（两者大同小异），这是古代史家的通病。⑥
    康福德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原因说，认为“伪色诺芬”所著《雅典政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阶级对立的图景：居住于乡村的、保守的、富有的贵族与居住于比雷埃夫斯港的、激进的、贫穷的下层民众。前者担心家园被毁、害怕战争，伯里克利是他们的代表；后者从事工商业、充当海军桨手，其利益、命运与商路、海军和帝国等休戚相关，他们的代表是克勒昂。雅典的盟邦多在爱琴海上，从雅典往黑海的航路都是畅通的。但是，向西的航路就障碍重重。麦加拉、科林斯、科西拉诸邦都处在通往西西里、意大利甚至更远地方的航路上，所谓“麦加拉法令”是这个群体所谓“西部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伯里克利本人倾心于给雅典留下永久的艺术纪念物，本应对战争毫无兴趣。他的利益、气质、志趣等与港口群体几无共同之处，他之所以抛出“麦加拉法令”从而引发了战争，是因为这个群体准备推出自己的领袖克勒昂取而代之。他采纳了政敌的主张，保住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而为什么修昔底德的原因说只能停留在动机和性格的分析上？康福德深入修昔底德的史学观念及其背后的哲学理念中发现：修昔底德认为人类孤悬于自然过程之外，与周遭并无关系；人类的预见是极为有限的，命运由性格来决定，外加好运与厄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降临。而现代的科学观念认为，人类历史本身是一个自然进程，由因果律决定着。⑦近代以来，我们已经接受了数学、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社会学、经济学等，形成了种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可是，修昔底德所处的时代虽然号称“思想革命的时代”，但只不过刚刚从宗教的笼罩中解放出来，而科学几乎还没有诞生。缺乏科学的范畴，尤其是人类进程规律的概念，这是横亘在修昔底德与今人之间的鸿沟。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