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表现手法，即其艺术的一面，康福德的剖析更加冷峻、犀利。修昔底德声明他的著作没有故事、传奇，很可能不会吸引人，但对寻求真相的人有益。实际情形远不是这回事。修昔底德在重构事件及过程之时，加入了想象、激情、偏见和宗教的先入之见。他的重构模式来自戏剧，特别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悲剧中的阿伽门农不是一个有完整个人经历的、有血有肉的、生活于社会中的人，而是一位心绪单一的“傲慢”之神。他杀子献祭，征服了特洛伊，现在趾高气昂得胜归来。⑨修昔底德就是这样表现他的人物的。克勒昂是个好例子。他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作者在他甫出场就只有一句交待：“克勒昂……雅典人中言辞最强有力者，那个时候，他对民众的影响力也最大。”（3.36）他代表的是“暴力”之神。其他人物，如伯里克利代表“睿智”和“荣誉”，亚西比德代表“爱欲”，等等。这些人物如同埃斯库罗斯剧中的角色，都是抽象的、缺乏人情味的（abstract and impersonal），⑩而且其命运也是程式化的。
    至此，我们明白了康福德的这本著作题目（Thucydides Mythistoricus）的用意了。这里的Mythistoricus是他生造的一个拉丁词，其中兼含myth和history两个词的意思。myth有“话语”、“神话”、“传说”、“故事”等意思；history的希腊语本义是“探究”。对康福德而言，修昔底德的著作二者兼而有之。
    康福德的发难在西方古典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率先反驳的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典学家伯里（1861-1927）。首先，关于战争的起因。我们说的原因（cause）一词，修昔底德用了两个词（aitia和prophasis）来表达。其意义确实有多种，但并不意味着使用者思维混乱，人们使用这个词时也往往带有弹性，关键看语境。（11）修昔底德将斯巴达人的真正动机和引起战争的特定事件区分得很清楚。（12）斯巴达人认为“麦加拉法令”问题不过是一种外交技巧，它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科林斯人更应对战争的爆发负责。修昔底德完全懂得财经的重要性，但是他确实没有认识到经济和商业因素的影响，可是，这些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到19世纪才引起史家的重视（甚至过分的重视）。修昔底德写的是政治史，经济史是19世纪的发现。因此，伯里得出结论说，康福德对修昔底德原因说的责难是不成功的。
    至于修昔底德的表现手法，伯里认为修昔底德确实使用了一些悲剧作家的用语，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修昔底德用他们的眼光看待历史。（13）他也不打算套用悲剧的模式来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事件并不神秘，像雅典的瘟疫，修昔底德没有把它看作神灵的安排，只不过是人们无法预测罢了。（14）
    继伯里之后，1929年，加拿大学者科克兰（1889-1945）出版了《修昔底德与历史科学》一书，也反驳了康福德的观点。他说，人们常常认为，科学的历史学是19世纪的产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已经掌握和成功地运用了科学方法的原则。（15）原因在于，修昔底德受到了当时原子哲学的影响。原子论者用来解释世界的不是外在的概念或者神灵等，而是物质本身。这种思想有利于实证科学（如医学）的产生。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就受到这种学说的鼓舞。（16）修昔底德正是借用了这一学派的原则和方法来解释历史。（17）这与现代科学的史学家从达尔文学说那里借用进化论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别无二致。因此，修昔底德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先驱，这正是他的真正伟大之处。
    康福德是近代第一个对修昔底德著作提出全面质疑的学者，他的质疑从战争的原因说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其才华和创见即使是反驳者也是一致赞赏的。伯里对其“原因论”的反驳是中肯的，但是还没有切中要害。后来的学者对此还有论述。科克兰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修昔底德的思想来源，但结论稍嫌绝对化。毋庸置疑，康福德的观点不乏偏颇之处，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问题，而且是非常尖锐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毫无疑问，他成功地播下了怀疑的种子。”（18）
    康福德虽是古典学家，但是史学并非其专长。他明确表示，他写作此书的史料全部来自德国史家布佐尔特（Georg Busolt，1850-1920）的《希腊史》，以及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的同名著作。（19）至于观点，恐怕也顺便吸收了不少，比如古史现代化的倾向，这在其战争原因论中表现得最明显。所以，他的质疑建立在德国古典研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康福德表示他揭示的是修昔底德著作的“艺术的一面”：（20）“他（修昔底德），不是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用科学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21）“……这部科学之作变成了艺术之作”。（22）这不禁让人想到伯里1903年的著名演说《历史科学》，而伯里正是兰克的弟子。康福德显然不会同意伯里的“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观点，（23）那么，他的质疑的背后有什么理论根据呢？
    兰克学派断言历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说明了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在考证史料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但是，又暴露出实证主义史学对史家认识能力的盲目乐观。从笛卡尔到康德，西方哲学在近代有一个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即在弄清人类的认识能力及其局限之前，事物本来如何是无法认识的。这个转向若用于历史学就是，历史过程究竟如何的问题，在弄清史学家的认识能力和局限之前，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对于埋头考证的史学家而言，这种思潮的影响来得迟了。故提出质疑的是“外行的”康福德，而不是“专业的”伯里。（24）而且，康福德的质疑从战争的原因论开始，然后把焦点放在了修昔底德的思想背景、史学观念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而不是战争本身。他的质疑说明此时的“修昔底德研究”除了受古典研究的直接影响之外，还开始受到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到后来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