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克兰和芬利等人认为修昔底德成功地运用了科学研究的原则。芬利甚至说，修昔底德认为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某一类人会依某种方式行动，某种条件总会产生某种结果，总之，人性同样受制于几乎是机械论的规律（mechanistic law）。（49）帕里为反驳此论，专门分析了修昔底德的第1卷第22章。他说，修昔底德深知战争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不会愚蠢到相信自己能预测人类未来的行为。他对雅典瘟疫的详细描写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给未来的医师看），而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当时真实的图景。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悲剧效果，即出色的艺术效果。如果人们拿它作未来行为的指南，那就误解了修昔底德的意图了。（50）
    帕里的博士论文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建议影印出版，但是他认为还不成熟而拒绝了。（51）10多年后，帕里回到这个领域，连写3篇论文：《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瘟疫的语言》（1969）、《修昔底德著作中抽象语言的使用》（1970）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观》（1972年逝世后发表）。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精彩描述被看作他受到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影响的明证，一般观点认为，他的观察是科学的。但是，学者们没有注意到，修昔底德坚信任何疗法都无济于事，这场瘟疫既非人力所为，亦非人力所能抗拒。（52）瘟疫与战争相伴而生，而战争又是难以预测的，因此它同样是难以预测的。乐观论者把修昔底德对瘟疫的描述看作一篇现代的科学专论，让我们相信它是受人类理性控制的，这既让我们看不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也看不清整部史书的意义。（53）
    帕里的第二篇文章提出了一种古典研究的新途径--研究古希腊文献中的抽象语言，这对于哲学时代之前的文献（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尤为有价值。这种抽象语言是一步一步出现的，其过程异常清晰，可以分为5个阶段，修昔底德和在他之前的高尔吉亚属于第三阶段。在荷马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感官所及的事物，没有抽象语言；赫西阿德、品达、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开始使用抽象词了，如用dikaiosynē（“正义”），而不用实体性的dikē（“正义之神”），但是这些词往往局限于谚语中；修昔底德笔下的抽象词已经独立并普遍使用了，但是总是指涉人的状态或行为。（54）对偶体是修昔底德文风的一大特色，但是对偶之中又含有变化。历史的中心问题是人如何将他的思想加之于外在的世界，于是他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语言，包括抽象的语言。可是外在的世界不肯就范，这个矛盾体现于修昔底德的文风上，对偶体因而集表现力与晦涩于一身。（55）我们前面提到过芬利对修昔底德文体的分析，帕里的分析有更深厚的理论背景，但结论相似，可谓殊途同归。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同样可以揭示前几代学者的研究主题，这就是帕里的遗作所讨论的问题--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他说，修昔底德的书是带有强烈个性的、悲剧式的著作，这种强烈的情感随处都可感受到，其人可谓“激情史家”（historian of pathos）。（56）修昔底德也非客观的史家，他不讨论史料来源，只提供所有的ergon，就是强迫读者按照他的眼光去看，将自己的预设和对事件的解释强加于人。（57）我们看到，康福德式的质疑似乎又回来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4年，加拿大学者华莱士（1907-1965）发表《修昔底德》一文，几乎通篇都是怀疑、诘难之词。作者劈头就说：“关于修昔底德有某种很吓人的东西。”（58）什么东西让人害怕呢？第一，修昔底德把自己隐藏得很深，那些吉光片羽式的自我介绍根本无法让读者满意。第二，他从不告诉读者史料的来源，从来不证明他的观点何以正确，好像是说他已经费尽艰辛发现了真相，读者只要读他的书就行了--他不尊重读者，不与他们交流。第三，修昔底德的记叙号称准确，可是只要用已经发现的铭文材料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其中严重的疏漏、明显的误解和有意无意的偏见。第四，修昔底德只写军事史，其他的一切，如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形势都被忽略了。就拿军事史来说，军事组织的细节，如军事训练、给养、装备、舰船、行军路线等这一切全都付诸阙如。第五，修昔底德在叙述某个事件之前，总是先在演说词里面明示或暗示读者这种情形下人们一般会采取某种行为，等到叙事时果然毫厘不爽，于是读者一致认为结论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第六，修昔底德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悲剧，事件和人物被他扭曲了以便塞入悲剧的框架。克勒昂被他当作“鲁莽”之神的化身，其实他的举动根本谈不上鲁莽，派罗斯之战雅典方面拥有超过10000名轻装步兵，由最优秀的将军德摩斯梯尼率领，怎么不能一举歼灭或俘获区区400名斯巴达人？文章的最后，作者引用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1889-1943）的观点说，修昔底德秉承当时的哲学观念，认为知识只存在于永恒，具体的事件本身不重要，有识之士当关注事件背后的不变的规律。因此，修昔底德写的根本不是历史，他那些精心撰构的演说词，语言矫揉造作，表现出作者决意透过事件的纠缠追求其背后的知识上不变的实在，但是他始终未能如愿，这个念头如同幽灵一般反而将他引入伪解释（pseudo-explanation）的泥淖。（59）
    由此可见，照华莱士看来，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内容、结构和表现手法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更严重的是，他的史德也要画上大问号。
    大学时曾受教于华莱士的加拿大学者亨特吸取了他的许多观点。她的著作先简单回顾了自康福德以来的修昔底德研究史，认为这些研究在三个问题上还有待深入。首先，修昔底德本人几乎不对历史事件加以评论，可是读者对他记述的每一步都深信不疑，就仿佛一出戏剧的观众，历史事件就在自己眼前发生，于是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与作者一样的结论。难道事实真的会自己说话吗？修昔底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第二，为什么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都是单面的（one-sided）？他们根本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只不过是这种品质或那种品质的化身。他们都被作者塞入自己心目中的某种历史模式了吗？第三，如果说存在一种超越当事人控制的历史的力量，使得历史事件不可避免的话，它是如何表现的？人们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多大的责任？（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