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撰著问题”之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西方的“修昔底德研究”延续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后的思路，并且达到了这个研究取向的巅峰，其标志是所谓“撰著问题”的探讨。这里要介绍两位著名学者：美国学者芬利（1904-1995）和法国学者罗米莉（1913-）。
    1938年、1939年、1940年，芬利连发3篇长文：《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写作风格的起源》和《修昔底德历史的整体性》。（25）在此基础上，1942年发表了专著《修昔底德》。这些虽然皆非论战之作，但此前学者探讨的问题尽收眼底。
    芬利的研究同样从战争的原因说开始。他认为，战前雅典商业比较繁荣，已经公开地走上称霸（或帝国）的道路，盟邦的贡金让民主制更加稳固，其海权的强大来自民主政体下公民的自信和热情。（26）而斯巴达地处偏僻，贫穷落后，在许多方面都是旧时城邦的孑遗。雅典的崛起打破了旧的势力均衡，迫使斯巴达开战。至于说比雷埃夫斯港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集团，雅典的政治家受其左右，因而主张对外扩张，芬利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capitalistic imperialism）观点是把19世纪的情形搬到了公元前5世纪；那时还没有资本家，民众是通过政治领袖表达意愿的。（27）而修昔底德则透彻地分析了土地贵族与商业群体的利益冲突、社会上的不满与对外战争的关联，说他不懂战争的经济原因显然是荒谬的。（28）
    对于修昔底德的史学观念，芬利在科克兰的“原子论影响说”之外，补充了“智者学派”（the Sophists）的影响。“智者”教给雅典人演说术（雄辩术），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这种需要。演说术里面包含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同一个论题同时适用于正方和反方，这种成对的正论和驳论在当时的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的剧作里频繁出现，其中有些段落与修昔底德著作极为相似。（29）在这种论辩术中，有一种同理推论（the argument from likelihood）（30）（笔者按：属类比推理，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使用最广。比如说，一个民主派会如何行动，一个寡头派会如何行动，那么，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也会如何行动。加之当时的民众缺乏教育，只看重实际利益，因此极易推断出，在类似的情形下个人或者群体因趋利而采取的行动。修昔底德意识到了这种分析工具运用于撰史的极大的适用性。（31）所以，他对自己著作的预见功能颇为自信，希望能够传之万世。芬利还指出，修昔底德受医学派的影响极为明显，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人们在类似的环境之中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一点已经被比较广泛地接受，修昔底德完全可能从他人那里接受这种影响。（32）
    修昔底德著作许多地方晦涩难懂，让读者叫苦不迭，部分演说词尤甚。芬利特地追溯了这一写作风格的起源，这是以前研究者所未涉足的。
    众所周知，古希腊最早的文体是韵文，像荷马、赫西阿德和一些悲剧作家都用此文体。其特点是句子有韵律，琅琅上口，便于传颂。但由于韵律的限制，不适合表达复杂、深刻的思想。于是散文应运而生。散文，顾名思义是不讲韵律的，因此自由活泼。
    芬利的见解高人一筹。他指出，从思维上讲，韵文流行的时代意味着神话和故事是人们理解生活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用概念而是用符号或者象征来理解生活的。（33）散文取代韵文成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表明了概念思维的胜利。散文又有三种文体。简单体：句子短小、结构简单；循环体：句子结构明晰、突出一个核心内容，牺牲次要部分；对偶体：将所论述的两个对象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对比和比较，这样的对比甚至层层叠叠地堆起来，以至于到了晦涩难懂的地步，（34）但它可以突出句子中的任何部分。修昔底德的著作当然三种文体都用，对偶体用得多的地方自然难懂。修昔底德还喜欢用抽象名词、不定式与修饰名词的中性形容词和分词，几乎触目皆是。这些不定式、中性形容词和分词都是从动词演变来，保留着原来动词的某些特点，更加生动有力，读下来感觉到作者不仅在叙述人和事，而且力图揭示其背后的支配力量。这正是修昔底德文字的力量所在。可是这样的词一多，理解起来就困难了，于是为人诟病。
    芬利在这方面的探索无意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与“语言转向”后的研究路径颇为类似。
    修昔底德自称在战争的一开始着手写作（1.1），他亲眼看到了雅典的失败，流放期间他显然到很多地方调查过。那么，他的著作是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完成？哪些部分先写成？哪些部分后写成？先写的部分又有哪些修改？最后编纂者是他本人还是另有其人？如此这般就是所谓“撰著”问题。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主要研究论题之一，德国学者用力最勤。
    芬利从多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证。他指出，修昔底德的著作既非战后一气呵成，也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写成，而是在战后一个有限的时段内，以先前的笔记资料为根据较快写成。其间酝酿、思考、写作殊费时日和精力。利用先前资料或畸重或畸轻，有时在已经写成的部分插入新的句子或者段落等，个中复杂情形已不可知。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在落笔撰著之时，已将对历史进程的认识简化为几个清晰的固定模式，全书的布局早已了然于胸，也就是说，修昔底德史书的整体性不容置疑。（35）
    法国学者罗米莉的成名作《修昔底德和雅典帝国主义》初版于1947年，1963年出版了英译本。（36）她的研究直指“撰著问题”。她说，这个问题争论了将近100年，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反而更加复杂了。但是，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势必使整个“修昔底德研究”陷入瘫痪，因此不容回避。（37）以往的研究连篇累牍，可最后成了一团乱麻，根本原因在于方法不当。最好是从修昔底德著作中找到一个独特的思想、习惯或者原则，它必须贯穿于全书，即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思想就是雅典帝国主义。（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