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者-读者、叙事史的复兴和结构主义诸视角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盛行过后，学术界开始了反思。一些遭受颠覆的东西被重新检视，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历史不可能简单回到从前。有益的批评被吸收了，新的东西添加进来，平静的外表下是涌动的激流。
    美国古典学者康纳于1977年发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修昔底德？》，他认为，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科学”、“客观”、“超然”的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相反的形象。其实，修昔底德艺术的一面，所谓“Thucydides the Artist”，早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这个时期之前，修昔底德完全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学者们也许还可以调和其史家的一面与艺术的一面。他们认为，超然和客观还是修昔底德所想要的和可能实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十来年，其艺术的一面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而且人们开始重新理解其艺术手法的性质。亨特的著作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它实际上宣布了修昔底德的这两面无法调和。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修昔底德，一个笔端饱含强烈而复杂感情的著作家。新思潮已经不把客观性当作目标，而认为作者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客观的。（73）
    对于这一变化，康纳颇有微词，他认为这让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修昔底德。他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他说，我们现在承认事实从来都不会自己说话，除非叙事人对事实加以选择和编排；任何叙事的背后都有叙事人的原则和假设在起作用，它们对于理解整个作品是至关重要的。解释这些原则，探究它们的影响是“修昔底德研究”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关于研究方法，过去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教训是迷信作者的明确陈述，经验是修昔底德的文本常常是它本身的最好注脚。通过语义学上的研究，反反复复研读文本，检验其假设，观察作者语气变化和感情的发展，我们在理解其著作方面就能取得很大的进展，也许我们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调和其艺术的一面和史家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了传统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认为作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读者由被动接受变为自主解读，而这种解读总是带着读者的关切和问题。前文我们提到，华莱士对修昔底德不与读者交流的做法大为不满，应有这个思潮的背景。康纳1984年发表的《修昔底德》正是以此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他说，初次阅读修昔底德著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30年中大概有一半的时间花在这部书上。他见证了冷战、世界两极化、中苏分裂、越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了学者对于修昔底德著作的解读，以及他本人观点的变迁。康纳说，60年代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学者认为客观性不是修昔底德的原则或者目标，而是一种作者的姿态、手法或者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这可以理解成对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反思。（74）修昔底德确实寓论断于叙事，但这种论断比明确说出的论断更有力量。客观性对于史家而言虽是不可实现的目标，但它是帮助读者理解所叙之事的合理合法的手段。（75）
    康纳指出，研究读者对某部著作的回应在今天有很多手段，可以做得很精确，但在古代就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探讨修昔底德的古代受众的社会构成，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其文本引发了受众的什么回应以及如何塑造了受众。不同时期的读者对于修昔底德的著作会有不同的回应，他们是作品的自愿的参与者、共同的塑造者和合作伙伴。（76）因此，康纳这本书的写法与众不同，他不打算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他依原著的顺序来写，原著共8卷，他也分8章。康纳努力找出其中的张力（tensions）、歧义之处，引领读者从头到尾阅览原著，为读者自己的解读做好准备。（77）
    康纳认为，修昔底德看起来似乎拒绝与读者交流，只要读者服从，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所要的是读者的独立判断，甚至可以说有时要读者提出挑战和重新评价。他知道，他对几乎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处理在当时都会引起争议，都与一般人的判断和智慧迥然不同。其著是论辩之作，有时甚至颠覆了传统观点，它想激发出而不是压制受众的不同意见。（78）
    康纳举了一个例子。科林斯人在斯巴达的第一次发言说雅典是一个僭主城邦（polin tyrannon）（1.124），这个极富情感色彩的用语意在劝说伯罗奔尼撒同盟承担起解放希腊的重任。伯里克利的第二次演说也用了这个词，他说雅典拥有的帝国就像一个僭主政权一样，当初得到它是错误的，而现在失去它又是危险的。（2.63）他以此劝说雅典人不要与斯巴达人过早进行不合时宜的和谈。克勒昂同样用这个词来敦促雅典人处死密提林的公民，他说，你们拥有的帝国是一个僭主（3.37）。修昔底德三次将雅典帝国与僭主相比，让我们看到了雅典人看待自我的观点的变化，至少克勒昂那一派居然接受敌人对自己城邦的描述，开始像古代的僭主一样以暴力对待盟邦。（79）
    在上述叙事中，修昔底德没有直抒己见。但是，读者跟随文本的展开置身于事件的变化中，自己的见解和回应也加深拓宽了。这种手法是尊重而不是简化事件的复杂性，是激发而不是宰制读者的回应。总之，修昔底德著作的历史性和艺术性是共存的。（80）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叙事体的。叙事这一古老的撰史方式在年鉴学派的“结构-功能”范型和计量史学等跨学科历史学的冲击下几乎气息奄奄。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新史学”的片面性和极端性明显暴露出来，于是叙事又重新抬头了，这就是“叙事史的复兴”。（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