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以及有关蒙古族源的探讨，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而多数学者认为蒙古的族源应与隋唐时期生活在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有关。梳理文献记载，室韦之名始见于6世纪中叶的东魏时期，东魏武定二年（544）“夏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1]”此后，室韦就定期派使者向中原的东魏、北齐政权朝见并贡纳贵重的土特产品。[2]《隋书·北狄列传》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3]。据考证，隋代室韦五部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地区。7世纪时，在唐朝的望建河，也即今天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森林草原地带，蒙古族的先民便留下了活动的踪迹，《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4]。蒙兀室韦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其活动地域西接大室韦，北与落俎室韦隔额尔古纳河相望，东、南与黑水靺鞨为邻。由此可知，蒙古族的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的“蒙兀室韦”。
    14世纪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的著作《史集》提到，当时的蒙古人曾普遍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额尔古涅-昆”[5]，即应是指额尔古纳河，与《旧唐书》记载相符。蒙古人记忆中最远古的历史，保存在《蒙古秘史》中。据记载，7世纪时，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带领着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的密林西迁，渡腾汲思海（腾汲思，当指呼伦湖），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驻牧。
    进入大草原的蒙古部，立即卷入了历史的旋涡。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于今北京一带设师州，蒙兀室韦属师州管辖。此后唐又置燕然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虽然名称和地望有许多变化，但唐朝对蒙古地区设治的实质没有改变。8世纪中叶以后，蒙古部又先后受回纥和黠嘎斯控制。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促进了蒙古部与周围各部及中原的经济交往，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迅速发展。
    当辽代，即10世纪时，蒙古部已经分衍出乞颜部、扎答兰部、泰赤乌部等许多小的部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辽阔的草原上游牧。此时，蒙古部之外其他较大的部还有：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南部至锡林郭勒草原北部的是最强的塔塔儿部；在呼伦池东南，贝尔湖至哈拉哈河一带的是翁吉剌部；再往南靠近金长城的是汪古部；色楞格河下游的是蔑儿乞部；叶尼塞河下游的是斡亦剌惕部；蒙古部西南，处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是人口众多的克烈部；再往西靠近阿尔泰山的是文化发达的乃蛮部。这些部的出现，就是7世纪以来北方各族进一步交往、融合的结果。到11世纪时，塔塔儿、蒙古、蔑儿乞、翁吉剌、克烈、汪古等部结成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以反对辽朝的统治。塔塔儿或“鞑靼”曾一度是蒙古草原上各部的通称。
    12世纪初，蒙古部属金王朝的东北路招讨使统辖，这时的塔塔儿联盟已经瓦解，蒙古部在合不勒汗（成吉思汗的曾祖父）的领导下，逐渐壮大起来。金朝曾以8万精兵攻打蒙古，连年不能取胜，被迫与蒙古订立合约。直到铁木真起而争雄，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随着铁木真在斡难河畔被各部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族才作为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拉施特曾说：“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6]。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蒙古高原的各个游牧民族，都统称为蒙古，并接受成吉思汗的统治。
    二、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室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属东胡系统，与鲜卑、契丹相近。在宋、辽、金文献中，他们也被称为“朦骨”“蒙古里”“萌古子”。由于早期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的大兴安岭北端，过着半狩猎、半游牧的氏族社会生活，近年来，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先后发现了几批属于蒙兀室韦的墓群和遗址。同时，在东蒙古草原的克鲁伦河北岸，也发现了蒙古汗国早期的遗存。
    （一）西乌珠尔墓群与奇乾乡遗址
    墓群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西北约80千米的西乌珠尔附近的一条长约2千米的沙丘台地上。台地西南距呼伦湖65千米，北距额尔古纳河35千米，南距海拉尔河0.5千米，海拉尔河在其西北注入额尔古纳河，这里是历史上蒙兀室韦的活动区域。
    由于河水冲刷和长年季风的侵蚀，沙丘逐渐向东北方移动，逐渐暴露出地下的古墓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1986年和1995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站两次对这处墓地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6座墓葬，出土并采集到一批陶器、铁器、铜器和桦树皮器等随葬品。出土的墓葬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用完整的一根圆木挖凿而成的独木棺。其中一具用圆木挖凿的独木棺（M2），通长约190厘米、宽50～55厘米、高41厘米。棺内侧长约150厘米，棺中葬一成年男性，仰身，下肢弯曲。棺内随葬有马鞍、弓箭及生活用品[7]。
    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曾记载蒙古贵族葬俗云：“元朝官里，用捖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8]”经C[14]测定，该木棺的年代约为680年，约当7～8世纪阶段，正是史书记载的蒙兀室韦从额尔古纳河东岸，南迁到呼伦湖附近的过渡时期。据对墓葬出土遗物的判断，死者应当为蒙兀室韦武士。这是目前发现和可以基本认定的最早的蒙古早期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