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米莉接着从这一思想在书中的地位、它的特点、它的代表人物、它本身的整体性和理论展开探讨。这是一本论辩之作，作者每立一论，必定要力排众论。她用自己的观点诠释了战争的起因。修昔底德说战争源于斯巴达人对雅典势力日益增长的恐惧，这一势力就是由雅典奉行的霸权主义（即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39）它早在希波战争结束之际便出现了，一直延续至雅典被最后打败为止。修昔底德经营其著30年，其间搜集材料、做笔记和零星写作等肯定少不了。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他开始汇集前期工作成果，做最后的撰写和修订。因此，不少论者认为此时修昔底德的思想有了根本改变，主要体现在修订的部分。罗米莉承认，公元前404年的确是分水岭，修昔底德看到战后雅典的惨淡景象，昔日帝国主义的理想荡然无存了，这反而让他坚定了将过去的一切客观如实地记下来的信念。（40）战争的结局没有推翻他以前的观点，反而消除了过去的疑虑和踌躇，使之更加明确了。所以，他的修订不是将以前的观点推倒重来。罗米莉在研究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修昔底德著作的整体性，这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也与芬利的见解不谋而合。（41）
    行文至此，我们想就康福德的战争“原因论”作一检讨，因为此后它不再是研究主题。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许多学者都探讨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圣·克鲁瓦（1910-2000）。他的结论是，战争爆发的责任在斯巴达（包括其盟邦，尤其是科林斯）一方，（42）而不在雅典及其盟邦一方。看来，康福德的观点是错误的。问题出在他未加辨析地将“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作为最基本的史料。最近的研究认为雅典“阶级对立”的图景是不真实的，雅典的上层阶级对于民主政体是忠诚的。居住于比雷埃夫斯港的下层民众只是人口的少数，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才占多数。他们的作用虽不可忽视，但是绝对没有发展到主宰雅典内政外交的地步。（43）既然如此，康福德质疑的起点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他的反驳者伯里、芬利和罗米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卓见，但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硬”伤。
    总的来说，芬利和罗米莉的著作可以视为“认识论转向”后“修昔底德研究”的总结之作。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学术界对于修昔底德著作的认识却比以前所有时期都要深刻和丰富得多。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虽遭受严重质疑，但大体上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
    此外，这一辈学者往往以撰著问题为矢志攀登的顶峰，这并不奇怪。撰著问题表面上看只是内容的编排，实际上牵涉对修昔底德的认识能力及其发展阶段的精确把握，因而是众难题之枢纽。但他们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此后，也有秉持结构主义和叙事学作为研究工具的学者，不意而对此有新的发现，但仍然没有圆满地解决，这是后话。就这一时期而言，芬利和罗米莉的研究标志着这一研究取向已经走到极点。
    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冲击
    20世纪上半期，西方出现了所谓“语言转向”（The Linguist Turn）--从认识论转到语言学。与此相呼应的是，50年代“修昔底德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员骁将--帕里。60、70年代，欧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势头正猛，它们首先质疑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然后把矛头指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华莱士和亨特正受其强烈影响。外加讨论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施塔尔。西方“修昔底德研究”进入一个最为激进的时期。
    帕里（1928-1971）是一位美国学者，其父是为荷马研究做出了革命性贡献的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帕里子承父业，是古典研究领域中的新秀。不幸的是，他与其父一样英年早逝，欧美古典学界为之扼腕。
    帕里的博士论文《修昔底德中的Logos和Ergon》完成于1957年。他头脑敏锐，这样描述哲学的“语言转向”：你无法谈论事实究竟如何，只能谈论人们如何用词……这并不是说外在于我们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说在我们用语言塑造它、明白地表达它之前，它是浑沌一团的、没法知道的。词语是我们认识实在（reality）的唯一途径。（44）学者们不再直接探讨修昔底德的认识能力--他的史学观念和思想背景，甚至不把它当作讨论的中心话题。比如说，战争的原因论。此时的研究取向和视野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从这个角度出发，帕里选取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一对对偶词（antithesis）--logos和ergon。小而言之，logos指书中的演说词，所谓“言”；ergon指书中的叙事，所谓“事”。大而言之，整本书包括叙事不也是一个大logos吗？所有战争中的行动包括演说不也是ergon吗？logos本义是“话语”，引申为“思想”、“理性”，这与汉语的“道”字颇为相似。ergon的意义同样很宽泛：“事”、“行动”、“战斗”、“战争”，等等。因此，logos与ergon的区别即是人的理性与外在于我们的世界之分，（45）前者对于后者的理解和把握正是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全书中logos-ergon成对出现了42次，如果加上它们的各种替代形式，（46）达420次。（47）帕里将它们分为8类，逐一分析。
    帕里指出，logos与ergon之间永远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实在（actuality）是来自外在世界的可怕力量，人试图通过构思概念、用言语表达去控制它，甚至去创造它。有时候成功了，那么我们就有了文明（如雅典的文明）。但是实在最终被证明是无法控制的，它挣脱概念，改变它们并最终破坏了它们（如雅典瘟疫和在叙拉古西西里的惨败）。（48）修昔底德书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试图通过概念和语言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logos-ergon对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