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篇幅甚小，正文只有90页。滕固的翻译应系译自德文本，并未沿袭闻宥等人的译文，加之他是从美术史而非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待此书，所以他的翻译基本上是另起炉灶，概念和词句都与已经习用的考古学术语不同。例如，“史前”概念当时已经广泛流传，滕固却译为“先史”；至于“类型学”这个最重要的术语，前人三部著作皆译为“型式学”，而滕固却译为“体制学”（15）；“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这两个齐整的概念，他译为“相对的年代”和“绝对的年代”。其他不一而足。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由于滕固并没有吸收已往积累的知识成果，这实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译本。但该译本长处也很突出，有关纹饰演变的部分，滕固译得相当流畅、通达，显示出他在艺术史研究上的良好修养，而且在每段之后，夹有译者的简单注释，更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在与蒙特柳斯《方法论》有关的几本译著中，滕固的译本影响可能是最大的，也是被提起最多的一个译本。
    盘点以上著作可知，在20世纪30年代，从1930年到1937年，蒙特柳斯《方法论》的直接与间接中译本先后出现4种之多，这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现过一个西书中译的高潮，当时以上海为基地，知识界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著作，其中来自日文者占大部分（16）。以上4种译著亦皆在上海出版，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书中译”运动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考古著作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小高潮，除了以上著作之外，还先后出现了《东方文化之黎明》（17）、《考古发掘方法论》（18）、《古物研究》（19）等一些考古学译著。
    就与蒙特柳斯著作相关的4种译本而言，说明当时知识界对蒙特柳斯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说蒙特柳斯类型学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知识分子没有产生影响，那是难以想象的。但奇怪的是，在当时中国考古学家的相关论著中，对蒙特柳斯《方法论》译本的引用却难觅踪迹。陈星灿曾经说，“（蒙特柳斯《方法论》的）中文译本，对当时中国考古界有多少实际影响，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从引用此书的情况看，影响似乎不很显著。不过，从方法论上说，不少学者相信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可能受到蒙德留斯的启发”（20）。就当时考古书刊资料的有限性，以及部分考古学者对相关资料综述的完整性而言（21），这些译本为考古学界所熟知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据俞伟超回忆，苏秉琦在20世纪50年代还多次阅读蒙特柳斯著作的译本（22）。而且以上所有这些著作的传播相当广泛，在当代不少历史悠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室），这些书籍都非罕见之物，多是当时购置和流传下来的。这些书后皆未标明印量，但可以推测当时印量应不会太少，发行情况也不错。
    蒙特柳斯译著对中国考古界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大家都得以了解当时国际流行的考古类型学方法。真正开花结果还是需要第一线考古学者在实践中的尝试和努力，苏秉琦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可能是惟一的代表。正如俞伟超所说，是苏秉琦“把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23）。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苏秉琦的成就实现了《考古学研究法》译者郑师许当初的一个愿望，“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苏秉琦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20世纪30年代，蒙特柳斯著作通过日本乃至直接来自欧洲的传译，使得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真正学到了欧洲考古研究的核心技术，使得在地层学之外，考古学另外一种基本方法也逐渐发展起来，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应该主要归功于闻宥、郑师许、胡肇椿、滕固等这些默默为人作嫁衣的翻译者，今日我们回顾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史，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
    注释：
    ①Montelius,O.Die lteren Kulturperioden en Orient und in Europa,1903-1923.
    ②刘正：《滨田耕作与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③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64页，齐鲁书社，2005年。
    ④李学勤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卷》季羡林序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⑤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36～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⑥张凤编：《考古学》，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年。
    ⑦书后的参考书目列有西文书籍14种，分别是《考古学的研究法及其目的》（W.Flindes Petrie,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London,1905）、《考古学的价值与其研究法》（W.Deonnd,L'Archeologie,Le valeur,Les methodes,Paris,1912）、《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其方法》（J.De Morgan,Les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Leur Buts Et Leur procedes,Paris,1906）、《考古学发掘的方法》（G.Boni,Metoodo'nell Espolazioni Archeologiche,Roma,1913）、《东方及欧洲的古代文化期》第一册方法编（O.Montelius,Die Altern Kultoperioden In Orient und In Europa Stock-A.1m,1903,1 Die methde）、《考古学》（F.Roepp,Archaologie,Sammuing Goecsehen,1911）、《考古学教本第一卷》（H.Bulle,Handbach Der Archaologie Munchea,1913）、《考古学教本》（J.Decheltte,Munnel D' Archeologie,Prehistorique,Celtique Et Gallo Romnie,Paris,1908）、《古典籍与考古学》（D.G.Hogarth,Authority And Archaeology,London,1899）、《史前的时代》（Lord Aoebury,Prehistoric Times,London,1913）、《欧洲原史》（Sophus Muller,Urgeschichte Europas,Strassburg,1905）、《人类与自然及原史》（M.Hoernes,Natuiund 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Wier & Leipzig,1900）、《人类原史》（M.Hoernes,Urgeschichte Der Menachhoit,Sammulung Goeschen,1905）、《第十九世纪考古学发现史》第一册（A.Mechaelis,Die Archaeologisichen Entdekungen Des Neunzehate HanduetsLeipzig,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