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后期，统治者所占有婢妻、宫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来源：
    其一是饥民卖妻鬻子。汉元帝时，贾谊的孙子贾捐之说：“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102〕。
    其二是统治者略人妻子或“略卖人妻子”。如昭宣之际的昌邑王刘贺，曾“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103〕。 西汉末年王莽严厉谴责：“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104〕。
    其三是下属吏民迫于权势进献妻女。 汉武帝时的“邯郸人梁蚡，持女欲献易王”〔105〕。汉成帝“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犹尚未足也”〔106〕。
    其四是凭恃其最高统治权“采择良家子”。汉武帝凭恃其掌握的最高统治权，不仅“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107〕， 而且“多取好女”充后宫为宫人〔108〕。
    西汉中后期的统治者，不仅是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势力扩大奴隶主的生活方式，而且更多地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政权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封建制的西汉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皇帝为首的奴隶主官僚肆意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的政治工具。
    皇帝、官僚肆意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官僚所拥有的为其生活所用的宫人、婢妾、奴婢，无一不是来源于封建制的劳动者及其妻子。如上所述，有的是被迫“自卖”而来，有的是被“略卖”而来，有的是被“没入”或“采择”而来。他们一旦来到皇帝的“后宫”或奴隶主官僚的“后庭”，就立刻失去其人身权力。“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妻”！因此，这必然激起广大封建制劳动者的强烈不满，极大地加深阶级矛盾。西汉一些封建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家，正为此而大声疾呼：“此社稷之忧也！”〔109〕。
    皇帝为首的奴隶主官僚为了使“千万数”、“千百数”的奴婢真正起到其生活用具的作用，不惜让“奴婢被服绮縠”， “酱酒霍肉”；他们要使数十、数百、乃至数千的婢妾、宫人真正成为其生活上的玩具，就一定要让其婢妾、宫人“簪瑇瑁、垂珠玑”，深居豪华的宫室。他们兴建的“绮室”，往往“连栋数百”，他们修建的“离宫别馆”，往往“弥出跨谷”〔110〕。皇帝、 官僚们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的耗费是十分惊人的。仅以汉元帝为例，他为了满足宫人的需要，使“齐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使“蜀、广汉主金银器，岁费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十万官奴婢，“岁费五六钜万”〔111〕。他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的一切负担， 皆“税良民以给之”，全部扣在封建制劳动者的身上。一个皇帝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所给封建制劳动者的负担，如此之重，数以千万计的“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所加给封建制劳动者的负担，又该有多重呢？“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而死者，是也”。“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112〕。 西汉王朝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
    封建制的西汉王朝之所以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无疑是皇帝为首的奴隶主官僚大肆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的恶作剧，无疑是西汉奴隶制度不断加深所酿成的灾祸。当此之时，挽救社会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限制奴隶制度的发展，极力抑制皇帝、官僚扩大奴隶主生活方式。于是，一系列思想家和政治家同声疾呼：省苑囿！“悉遣”宫人！“去奴婢”！改“奴婢曰私属”！……然而，西汉的奴隶制度加深得太严重了。皇帝为首的官僚受奴隶制的影响太大了。单靠统治者内部的进步力量已无法挽救西汉的社会危机。西汉王朝终于灭亡了。“文景之治”不以“奴婢为限”，放手发展落后的奴隶制度，这究竟是得还是失呢？西汉历史的进程，作了准确的回答。
    ①收稿日期：1995-10-05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371页；
    〔2〕〔16〕〔19〕〔20〕〔23〕〔29〕〔30〕〔33〕〔34〕〔35〕〔36〕〔45〕〔63〕《汉书》24，《食货志》；
    〔3〕《史记》卷104，《田叔列传》褚先生补述；《汉书》卷15，《王子侯表》；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94页；
    〔5〕〔6〕〔8〕〔11〕〔13〕〔14〕《汉书》卷14， 《诸侯王表》序；
    〔7〕〔9〕〔27〕《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10〕《汉书》卷1，《高帝纪》；
    〔12〕《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15〕〔77〕《汉书》卷28《地理志》；
    〔17〕《汉书》卷31，《陈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