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摆脱“得失”论及“海禁”提法的出现
    1.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锁国研究
    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日本学界开始出现摆脱“锁国得失论”和“锁国原因论”的束缚，从历史进程的结构整体上把握和分析锁国体制的研究动向。
    随着30年代初日本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进行并受其影响，锁国研究也开始把问题的着眼点置于封建体制的重新构筑（后期封建体制的建立）与商业资本的发展的关联之上，其基础性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此时关于锁国的认识，已经从过去那种简单笼统的所谓“闭关自守”的看法，转变为这是日本拒绝与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即幕府对对外贸易的一种统制形式。
    板泽武雄的《鎖国と鎖国論》（《明治文化研究論叢》1934）；栗田元次的《鎖国の成立とその影響》（《史学研究》八之二，1936）；杉本勋的《鎖国の形成》（《歷史研究》十一之三，1936）；河原田耕的《鎖国論-日本迈入〈近世〉的序幕》（《歷史》第14号，1938）；金川太郎的《鎖国の形成》（《世界歷史》第4卷，河出書房，1940）；海老泽有道的《鎖国史論》（1944）等，都是这一时期锁国研究成果的代表作。
    在上述学术研究趋向之下展开的锁国研究，最后所形成的关于锁国的基本趋同的认识是：由织田政权到初期德川政权的所谓封建制度重新构筑的过程中，实行锁国体制是国家权力为了抑制有可能危及封建制度根基的商业资本的发展，阻止欧洲早期资本垄断势力对日本国内的渗透，实现对国内民众的统治而采取的一项综合性措施。锁国也被比拟为封建制度重新构筑过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序。[1] （P237-39），[2] （P166）
    2. 战后的锁国研究
    二战后的锁国研究一般视林基的论文《糸割符の展開-鎖国と商業資本-》（1947）的发表为起点，认为它是锁国研究突破“锁国得失论”的局限，发展到当今研究状况的过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研究方向上的创新是该论文受到很高评价的主要特征，他的成就在于：在最大限度地归纳此前研究的最高成就的同时，从幕藩制国家形成时期日本国内的政治进程和市场结构的关联以及当时亚洲的国际局势的角度来把握和思考锁国问题，通过对锁国体制确立过程中国际关系和商业资本、幕府权力之间关系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锁国”并不是封建权力针对商业资本整体的统治政策，相反它是起因于国家权力庇护下一伙特权商人资本垄断贸易利润的对外政策的观点。
    林基的论文为锁国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视角，对此后的锁国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也为日本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 （P240-242）以至于后来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丝割符论争”。此后50至60年代，随着日本近世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锁国研究基本上是以林基论文为问题的出发点，并对其进行学术讨论和批评的形式而进一步展开。此间，岩生成一的研究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先后问世的《鎖国》（岩波講座《日本歷史10》近世2，1963）和《鎖国》（中央公論社《日本の歷史》14，1966）两本著作代表了当时锁国研究的最高水平。
    从60到70年代，在日本近世史研究领域，学术界重视和加强了幕藩体制结构特性的研究，同时开始了构建幕藩制国家论的努力。在这一学术潮流的影响和推动下，作为近世史研究中重要课题的锁国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把锁国定性为幕藩制成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朝尾直弘、山口启二氏的见解，从而基本上克服了‘锁国得失论’的局限……”。[6] （P42）
    佐々木润之介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锁国体制”与幕藩制社会结构的关联问题，其中对“锁国体制”定位做了有益地尝试。他的《幕藩家權力の基礎構造〈小農〉自立と軍役（幕藩权力的基础结构--〈小农〉自立和军役）》（御茶水書房，1964）一书，集中反映了这一研究成果。在此，他把“锁国”作为幕藩制社会整体的经济自立状态来理解，认为“锁国体制”是维持幕藩自立状态的政策。
    朝尾直弘的锁国研究，在批判地继承岩生成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以往锁国研究中的不足：只着眼于日本与欧洲的关系而忽略了日本与自己所处的东亚世界的关联。在研究方法上，他把15-16世纪东亚世界的变动与日本社会变化的历史性关联作为切入点，并且认为这一时期东亚各国的发展变化也包含着西方势力东侵引发的各种矛盾自身的发展，因此日本幕藩制国家的建立及其社会秩序的形成必然具有包括对应国际变动在内的结构特性，从而确定了将西方外来压力和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研究视角。朝尾先生于1970年发表的论文《鎖国制の成立》就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的规定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他在把“锁国制”纳入构筑幕藩制国家论的理论阐述过程中，道出了自己对“锁国制”实质的见解。认为“锁国体制”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以江户幕府的将军权力为顶点构建的“华夷秩序”（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过程。[7]
    至此，锁国研究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丰富，突破了迄今日本与西方的关系这一视角的局限，被扩展到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主要是日本与中国和日本与朝鲜的交往史）研究范畴得以进一步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新的视角规定下的研究进程中，“锁国”的称呼及其概念受到质疑，出现了应以“海禁”一语取而代之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