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00年前后是德国思想史上人才辈出的时期，与此同时，书籍刊物的印刷出版也达到了鼎盛。1790-1796年间，仅讨论国家问题的出版物就达到900种之多。有关国家理论的基本问题以及如何改革国家和行政等具体问题不仅是政治人物，也是知识界关心和讨论的热门话题。
    法国革命在德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尤其是经历了思想的伟大洗礼。启蒙主义和理性思想在德国被介绍和传播，引起了旧制度的变革。绝对君主制度虽然外表依存，但内部却遭受重创。即便是开明专制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形式，公众舆论开始对其利弊做出理性的评价。
    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接受了启蒙思想，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的追随者们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保护安全的信条，要求取缔全能的警察国家，削弱绝对统治的色彩，实行某种程度的宪政。威廉·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还可译作《试论国家作用范围的确定》），作于1792年，全文出版于1851年，便是这一时期德国自由派思想的经典代表。洪堡认为，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附属手段，作为目的本身的人不能为了国家而被牺牲。国家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最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它的主要任务是关心公民的“负面福利”，即保护个人权力免遭内部的破坏和外部的威胁。为此，洪堡甚至否定国家促进公民物质和道德幸福的原则，他拒绝给予国家以任何明确的功能，包括在教育、宗教和改善道德中的作用。这些功能，在洪堡看来，应该是市民社会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因为过于看重人类的尊严和独特个性，洪堡早期对国家作用的看法颇为极端，以至于英国历史学家G. P. 古奇就认为，洪堡的国家“只有在一种洪堡式的群体里才有可能”。[1] 150① 实际上，即便是在洪堡所推崇的自由主义大师康德的眼里，国家的功能也不只是局限于最低程度的安全保护的。在强调和维护个人思想绝对自由的同时，康德并没有忘记国家的权威。在他看来，国家应该是一个严格的法律共同体，它关心个人之间的有序共存，同样也关心社会的公正和大众的福祉。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公共权利部分关于“国家的权利和宪法”一节中，康德就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具体设想。[2] 156-157
    卡尔·罗泰克（Karl von Rotteck, 1775-1840）是忠实于法国思想的另一位代表。1798年，他在弗赖堡大学讲授世界历史，1818年则改聘为政治学和理性法教席教授。罗泰克对政治学概念做了重新定义。国家对他来说既不是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君主的私人财产，也不是超个人的组织。由于对进步和理性的信仰以及相信臣民可以转变成积极的国家公民，罗泰克认为国家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政治机构。老式的政治学在广义上区分理论政治学和实用政治学。前者对应于国家的形而上学、国家机构和自然国家法，而后者则是由宪法和政府行政学、国际法、司法和警察学以及经济政策所组成的。但是，这个理论体系现在显然不合时宜了，应该根据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的要求对它进行修正，也就是说政治学和行政学要分开，司法和警察事务也要分开，并且要制定一部单独的行政法规。罗泰克实际上为新时期的国家划定了职责范围。
    为了限制国家的作用和代表国家的君主的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宪政思想当然非常重要，它是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阐述议会制度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罗泰克。他主张宪政制度中的权力分配要建立在君主统治和人民代表的二元制度之上，两者间要维持平衡，相互敬重。要赋予君主否决权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而议会则拥有预算批准权。由于受卢梭思想影响较深，强调人民主权，尊崇个人以及个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罗泰克认为当君主和议会之间发生冲突时应该由公众舆论来投票表决。罗氏与他的巴登同行、历史学家韦尔克（Karl Theodor Welcker, 1790-1869）一道编纂了一本《国家词典》（Staatslexikons），共15卷，被视为“前三月时期”②（Vorm{K5R601.jpg}rz）“德国自由主义的圣经”。在这部政治词典中，国家被界定为是“在适当的独立立宪政府的领导下，以议会为中心的君主权、道德、个人和公民的结合体”。[3] 45
    当时的德国在梅特涅“反动”政治的统治下，要想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建立一个有限的议会制度谈何容易。实际上，关于议会的组成（是否由有产者代表组成），议会的政治作用（是否只有预算表决权或拥有立法动议权）以及议会的选举方式（是否由政党和平等选举权选举产生）等等在德国理论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具体阐发。洪堡的著作中就没有任何控制国家权力的制衡体系的建议，罗泰克同样也让他所倾心的分权制民主国家服膺于一个更高的法则，自由在他们那儿往往被理解成一种抽象的人类价值，国家也成为纯粹的理论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