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认为造成“锁国”与“海禁”的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于学者们对这两个用语各自的、以及相互关系的历史性探讨不足。[11] （P191，192）他认为“锁国”概念具有多重性。他说“此锁国概念，以近世的实际状态为基础，然后多重地吸收了亚洲、欧洲的概念，近世日本人、欧洲人的意识变化等形成的。”同时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即吸收了也孕育了它形成过程中的某些成分。[11] （P193）荒野在文中并未对所谓的多重性做详细、充分的考证，但是这种提法的作用显而易见：那就是惯用的“锁国”这一称呼本身的意义范围并不明确，对它的质疑和争论是必要和可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在“锁国”概念上对他的主张进行批驳的言论。
    荒野先生在此更多的是考证了“海禁”概念的由来及其日本化，即被用来表示近世日本的对外状况的过程。他认为“海禁”概念是外来的东西，儒学家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25）在其著作《折りたく柴の記》（1716）里关于明清的论述中，称呼其体制时最早使用了“海禁”一语。并分析到：当时在日本“海禁”一语有可能是民众层次的交流中自然相传性质的一个用语，而对其实际内容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少数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11] （P195，196）而那时日本人对自己的对外体制并没有用“海禁”一语来称呼。[11] （P196）同时，荒野也指出，这一时期正处在把日本的对外体制称为海禁的契机逐渐形成的期间，并且列举和阐述了两个这种契机。[11] （P198，199）他认为至少可以说德川吉宗政权（1716-1745）时期的清朝制度研究，是目前已经明确的传来渠道之一，而且“海禁”一语在传播过程中被加以日本式语义的理解和修饰，因而产生了彼此混同的迹象。[11] （P202）
    荒野先生认为，海禁概念传入后，正值西方势力对日压力增大、日本国内海防论迅速兴起的时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随着人们对宽永十二年（1635）颁布的“大船建造禁止令”内涵感受的不断变化，外来的海禁概念作为日本知识阶层的通常概念逐渐渗透，继而成为了日本对外体制的一般性概念。[11] （P206）他认为海禁概念的日本化等于海禁、华夷秩序概念的确立。并以此为题目，详细地论述了所谓的“海禁概念的日本化”问题。他的观点是：海禁=“祖法化”观是在近世初期以来的实际积淀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是在明清的制度、即在对东亚的普遍认识的基础上，将它内面化（即日本化）后才成立的。他指出，过去所谓的“锁国的祖法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虽然当时“锁国”一语已经出现，但尚未进入幕府内部。因为那时候幕府的官方见解不是“锁国”而是“海禁”，其间尽管对当时的对外体制出现了种种看法乃至批评，但是幕府将此一直保持到1853年的由培理来航造成的“开港”。[11] （P210）
    如上所述，按照荒野泰典的考证，截至培理来航引发的开国之前，日本的官方对当时的对外体制的见解是海禁而不是锁国。尽管“锁国”一语已于1801年出现。那么，“锁国”之称呼何时成为日本官方的见解的呢？
    荒野先生认为日本官方的见解由“海禁”转变为“锁国”的时间应当是培理来航造成的“开港”时期。他举了两个例子证实了这一点。（1）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于1853年8月在作为对培理持来的美国国书回复而向幕府的上书（《幕末外国關系文書》二）中使用了“锁国”一语；（2）两个月后，海防挂大目付（负责海防事务的最高监察官）在关于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再次访问江户事宜的“上申书”中使用了“锁国”一语。这是迄今为止所确认的幕阁首次使用锁国一词的事例。这表明“锁国”一语已经渗透进了体制内部，同时“海禁”一语被摒弃。据此可以将此视为“锁国”见解的确立。[11] （P213）
    4. “海禁”与“锁国”争论的特点和影响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这场关于“海禁”与“锁国”的争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势均力敌、针锋相对、深入展开的学术争论，甚至没有出现直接对话的局面。反方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是表示意见的方式好似蜻蜓点水一般，只是表明看法便不再作声。这种现象或许说明在日本学界，“锁国”这一用语及其概念似乎是稳定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然而，从实际状况来看，锁国一语本身的概念会因时因人产生摇摆和变化。据笔者观察，现实中至少在大众层面和学术层面上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作为大众的、通俗的概念，“锁国”往往会被作为一种对外封闭状况的代名词或标签，其“封闭性”意义显得十分强烈明显；而学术界的“锁国”概念却与此不同，就目前而言，其概念中的“封闭性”意义是相对的。此次有关“海禁”与“锁国”的不甚激烈的对立和争议的产生，其背景是学术领域内部大致趋同又容易摇摆的若干概念并存的状况，也正是由于这种并存造成了研究者的看法不一所致。通过这次并不激烈但其意义非同一般的争论本身，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日本学界关于锁国的概念迄今尚未达到明确统一的地步。这是今后我们在理解和研究锁国时应当予以足够注意的问题。
    其次，这次“海禁”与“锁国”的争论，大体呈现了上面所述的内容和过程，并未形成孰是孰非的所谓最终结论，而且作为表达那一时期的历史名称的“锁国”一语目前依然在使用。所以，这场意义非同一般的争论，至此虽然难以断定其是否完结，但总有一种不了了之的感觉。这种似乎已经完结，但又没有得出最终结论的争论，使我们能够感觉到：在日本学界，锁国研究目前似乎面临着“锁国”用语及其概念的现实的相对稳固性与学术研究上开拓创新欲望二者引发的矛盾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