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料的缺失，现在无法确切考证西周季年官方记史体制的详细情况，但仍可推断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记史求真意识。周宣王为中兴君主，功业显著，据历代学者研究，《诗经》中颇多颂扬之词。然今存《国语》之中，载有宣王不少负面行为，如即位之初就“不藉千亩”，三十二伐鲁且立鲁孝公为君，却造成“诸侯从是而不睦”的不良影响，三十九年“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等等。⑩ 这些必是史官早就记录于周之史册，才会转录于后来的《国语》，倘无君举必书的理念，这些史实就会为了褒扬“中兴”君主而隐没。实际上，经历了“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共和行政”等大的政治动荡，朝廷和君主的阴暗面已经无法掩饰，历史记载不可能维持为那种单单铭文式的歌功颂德，如实述史的取向必然日益高涨。就连毛公鼎铭文所载周宣王的训谕，也不能不承认国家处于不安定的局势，满怀“惧作小子溷湛于艰”的忧患。因此，周宣王时期官方记史活动已经具有如实、求真的理念，是完全可以认定的。
    至春秋时期，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1） 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君举必书”表现出自觉记史意识与如实记载史事的理念；讲究“书法”，则显现了官方记史的制度化。而从曹刿的语气来看，这些理念已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应当来源很久，是从西周季年记史理念的延伸和发展。
    至于官方记史体制的发展，齐国的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2） “无国不记”，显示了自觉记录史事已经在诸侯国普遍化，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3） 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所谓“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14）。由此逆推，西周季年周王室早应确立了官方的记史制度，然后扩张到各个诸侯国，至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都制度化的史官记史活动，并且用于辅助政治，故墨子称其见过“百国《春秋》”（15），即为各国的编年体历史记录。中国上古这项与西方相比独具特色的官方记史体制，是中国史学产生的主要标志，它至迟应当是滥觞于西周宣王时期。
    在西方，按时间顺序编辑史料的史籍称“编年史”（中文译称），一般不被视作历史学的标志。但在中国史学史上，不能套用这样的观念，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官方按时间顺序记录历史，虽内容简略，但成为制度化、组织化的行为，形成国家体制，而且是通贯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体系。第二，中国官方的这种历史记载，以“书法”等方式表达褒贬之意，例如晋国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孔子赞扬他“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6），因而不能视为简单的记录。第三，中国史学起源于官方，这与古希腊不同。两种不同的途径，自当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中国上古从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进而保存和整编官方文献，逐步演化出“君举必书”的制度化的记史意识，“良史”的“书法不隐”准则以及史学辅助政治、参与教化等经世理念，随官方的记史活动而渐次健全，这历时较久的过程是中国史学起源的主线，其他文化因素只对这个主线起到辅助作用。
    三、相关问题的几点辨析
    在对于中国史学起源机制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值得辨析，其中上古传说及神话、甲骨文和金文的记事方法、中国上古史官等社会文化现象，与中国史学产生之间的关系，极有必要予以厘清。
    （一）传说与神话不是史学产生的原因
    高等动物有相当强的记忆能力，所谓“老马识途”即为一例。人类不仅记忆力更强，同时还因为具备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将记忆的往事转述给他人，往事的长期和反复地被转述，就成为传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传说是人们试图了解过去、解释过去时代的主要方式，在文字产生之后，传说的这种功能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传说之中，肯定包含着历史。然而问题在于：传说能够多大程度上符合真实的历史？往事的传说能否直接导致历史学的诞生？
    一般说来，传说经历的转述者越多、流传的年代越久，就越远离真实的历史情节，因为每个转述之人都免不了对旧事有所渲染和融入个人的感情色彩。部分情节的遗忘或者本不完备，就可能用想象来加以弥补。这样，传布的故事趋于圆满，语言修饰也日益精湛，口述的内容渐渐走向文学化，渐渐偏离真实性。在追述往事的操作中，必然将追述推向于更久远的往事，而对于那些原本是无记忆或失去记忆的远久之事，就会不断地做出想象性的探讨，造出一些虚拟的故事，甚或改造原有的记忆以达到一致性，这是许多远古传说的来源之一。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远古传说，在具体情节上往往已经远远离开了历史的记忆。
    由于人类早期知识贫乏、社会生产力低下，对自然和社会的许多现象不能理解，但却有急于说明它的意愿。同时，人类又有着恐惧自然力的心情和征服自然力的愿望，往往以想象弥补认识的不足，将征服欲望寄托给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或虚拟的英雄身上。所有这些想象和寄托都不能与往事的记忆区分开来，而是在长期的混淆中融合、嬗变，大失原貌，使历史的记忆神话化。在上古，一个部族还往往把自己的始祖予以神化，这就更使往事追述带上神话化的倾向。上古的口述往事演变成为神话传说，是人类征服外界的愿望、祖先崇拜心理、以想象补充所知不足等等因素交织的产物。中国古代流行伏羲、神农、黄帝等等传说故事，其中就颇多神异成分，具体现象和情节皆不能当作信史。
    上古传说的失真不仅使之在史料价值上多所扭曲，而且也不是导致历史学能够产生的源头，因为经过改造、渲染的传说与富于奇异情节的神话，都具备很强的文学性，在上古要比往事的真实记忆更具有传布上的优势，致使上古传说在流传中不可避免地文学化、神话化，这样就越来越远离史学的产生。史学的产生需要的是包括求真意识在内的其他条件，在史学产生之前，神话性的传说是阻挡史学传说的因素，但当史学从另外途径产生之后，传说与神话却可能被当作一种填充素材，经过一定时代限制下的整合而纳入历史的叙述。因此，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传说故事和神话，但不是每个民族都会自行产生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