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骨文和金文的记事与史学的起源没有直接关系
    甲骨文是刻划在龟甲或兽骨上的上古文字，大量地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殷商时代，多为贞卜之辞，其中对贞卜应验内容的记事，对研究殷商历史是珍贵的资料。金文是指上古青铜器上的铭文，至今所发现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多为殷、周两代之物，以周代的资料更为丰富，其中包含很多的“记言”、记事内容。甲骨卜辞的目的不是记事，其史事内容主要出现于验辞之中，另有一些不属于贞卜的甲骨记事性文字，则为显示功业或荣耀，有如后来的金石铭文。而西周青铜铭文追述祖上功德或记述自己成就，用以显示家族荣耀的宗旨十分明显。因此，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记事，是在完成其制作宗旨的过程中的附带行为，而并无自觉性质，其历史意识十分薄弱，更不具有史学意识。即使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文字增多，记事含量增加，而其中的历史意识仍然远不能与西周初期形成的《大诰》、《酒诰》、《洛诰》等文献相比。
    甲骨卜辞充满蒙昧和迷信，与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遥不可及，无须多赘。西周金文在年月日已有记录方法的背景下，整体上却或记、或不记，相当随意，无规范可言，反映出其中历史意识的薄弱。青铜器铭文所表达的是记功显德意识，这与反思以往政治得失、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意识并不相同。其材质和制作方式，适合长久保存，但不便用于传播也不是为了传播，迄今为止，还极少发现西周青铜器载有如同《尚书》之《酒诰》、《多士》那样的政府布告。（17） 可见由于意识上有别，载体材料的选择也很不同，青铜载体的使用不是促进史学产生的途径。当然，金文作为史料，对于考订和研究西周的历史，价值极大，但史料与史学是不同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最初产生及初步发展的问题上，起主要促进作用的仍为“殷鉴”意识下保存和整编的那些历史文献。
    甲骨文与金文具有“记事”与“记言”两种叙述方式，与上古史籍的“记言”、“记事”或许有方法上的联系。甲骨卜辞在其记述应验的事件中，面对上帝的威灵，吉凶祸福都要如实面对，（18） 这有助于如实记事理念的形成。金文出于显示功德的目的，未免隐讳负面史事，但作为礼器文字，追述祖上之功德也是带有对祖先神的惶恐虔诚，同样不能随意捏造史事，这对于加强如实记史的理念，也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这只是长期、细微的文化积淀而已，并非直接性的影响。
    （三）中国上古史官与史学的关系
    迄今的史学史著述，论述中国史学的产生，无不牵涉上古的史官问题，但在许多论著中出现思路的偏差，根源一是来自《说文解字》对“史”的解说，二是与职任复杂的“史官”纠缠在一起，此二者实际上联成一气，都未能准确地理解中国上古史官与史学的关系。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史”的解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中，正也”当然难以令人信服，于是不同的解读纷纭出现，影响最大的解释是把“中”说成简册，这样，“史”就被视为从事文字工作的文官，或径直地说成负责记录史事的官员。但《说文解字》解说的“史”义，乃为后起，不符合殷商与西周的实际官制。“史”字早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兼具后来“事”、“吏”、“使”之义，任何受命办事官员皆可称作“史”官，更重要的是甲骨文“史”字或写作“”，被不少甲骨学家如胡厚宣等解释为田猎与战争中的手持武器者。“史”字的源头既然如此，依据汉代《说文解字》的字型来解说“史”，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殷周之“史”就是“吏”，可以是任何受命任职的官员，包括武官在内。
    至于将记录历史的史官与“巫”、“瞽”或祭祀、占卜、星相等活动联系在一起，搞成史官来历的多元化，就愈发模糊不清。其实，后世史官体制的渊源问题，应当结合殷周之间“作册”的职官系统及其演变来探讨，庶几可明晰其本源。
    甲骨文与殷商金文反映出直至商末都有“作册”的官职，作册带有人名的记载很多，如“作册吾”、“作册丰”、“作册宅”、“作册般”等等。“册”肯定是由竹简、木简等书写载体连接一起的文件，殷商既有“作册”官员，那么古文献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19），实为可信。但殷商的册、典还不能说是有了正式的历史记录，册、典内容乃是册命、文诰等等政府文书，作册的职责为拟定与宣布册命。周初保留了“作册”这种职官，其职责应为以文字事务服务于周王朝以及诸侯国，包括册命、文书的撰拟。周初王室的作册，常以地位尊崇者担任，西周成康时期的荣伯，地位十分尊贵，《尚书序》、《史记·周本纪》皆记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宣布册命为作册之职，故荣伯是以高贵的身份出任周朝的作册。《史记》又载“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20），“作策”即作册，而任作册之职的毕公，有紧紧排列于召公之下的尊贵身份。（21）
    作册与“史”相比，无论殷商还是西周，显然具有较大的专职性质，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官方文书事物，乃以文字性工作从事人世间的行政事务，不同于贞人、巫史的神秘性、神职性职务。而西周政权又建置了史官的系统，与“作册”系统并列。西周“史”官，担任的职责远比作册繁多、庞杂，金文中如史颂鼎记述了史官颂被派出视察基层的“里君”、“百姓”，史密簋记载史官密随军东征，史兽鼎记载史官兽被派出监督工程，其他诸如办理祭祀、随从出游、观天象、做筹算等等，不一而足。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期分化出“内史”职官，进入了作册的职掌系列，成为宣布王命的执行人。周康王时的井侯簋铭文记载“王命荣及内史”向周公旦之子宣布册命封赏，这里内史与尊贵的作册荣伯一起执行此事，表明内史加入了作册的职任。此后，由内史宣布册命屡见于金文，如穆王时虎簋盖铭文：“王乎（呼）入（内）史曰：册命虎”，内史越来越取代作册的职务，使作册逐步退出古代职官制度的舞台，于西周中、晚期从官制中消失。（22）
    内史加入了“作册”职能系列，先是与作册共同或分别担任同一文字性职责，继而逐渐侵蚀、消化了“作册”，是上古史官体系演变的重要一步，取得掌管文书、宣达命令这一职能，此后才演变出记录政务、时事的史官和纂修史书的史官，掌管政府文书则熟知史事，进而担负记史之任，是职务的延伸。必须注意的是：内史职务延伸到记录史事，不是史学产生的原因，而是史学产生的结果，因为只有记录史事成为官方的一种制度化行为，才会将此职任逐步地交给同一类文官去执行，从而产生真正意义的史官。
    《左传》记述春秋时期的史事，多有关于“大史”（或作“太史”）记载时事的事件，“大史”，应当是内史之中地位显贵之人，即取代了“作册”、“作册尹”称谓的官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是先秦史学史的著名事件，而其中的“南史”之称，独此一处，在所有先秦典籍和所知金文资料中再未出现，历代亦无合理的解释。愚以为“南史”应当是“内史”之讹，如此方合乎上古史官制度演化的逻辑。
    总之，中国上古“史官”的性质和职责复杂多样，其中出现执掌文字性事务到记述史事，中间尚有许多未知环节需要考订，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总体的状况，是随着史学的产生才渐渐出现具有记史职能的史官，真正记史、修史的史官制度，即专职的史官和修史机构，更是晚至三国时期才开始设立。因此，不能从所谓的史官制度上探索中国史学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