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于2013年6月7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7岁。谷川道雄是对内藤史学的继承与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京都大学学者之一。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认为：“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领袖性学者，特别是在六朝隋唐史方面，更称得上是核心与旗帜。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出并倡导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中世纪，对推动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日本有关中国六朝研究的每一步的发展都与谷川道雄先生分不开。”①谷川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除了他本人所具有的天赋和勤奋以外，与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1866-1934）给予的影响以及谷川本身的感悟程度都是紧密相关的。谷川生前多次说到，每当他在学术研究上踌躇不前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原点，即“回归到中国史研究的杰出先驱内藤湖南那里。正如在山中迷失了道路的人，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出发点的道理是一样的”②。不难想见，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对谷川一生的研究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本文围绕谷川道雄的学术成就，试对京都学人在内藤史学的继承与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简略的论述。
    一、内藤史学的主要成就与继承人
    首先谈谈内藤湖南的史学贡献。对此，学术界已介绍很多，这里不再细说，仅用宫崎市定（1901-1905）在《独创的中国学学者内藤湖南博士》③一文中的观点将其概括如下：
    宫崎认为，内藤湖南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是日本中国学的首倡者。所谓中国学与基于地理区域划分的西洋史、东洋史的概念不同，中国学是立足于中国文学、哲学和史学基础上的一门学问，三者不可分割。这一研究视野从中国学会成立之初的构成即可得到证明。当时的会员有富岗谦藏、冈崎文夫、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高濑武次郎、本田成之、武内义雄、小岛祐马、荒木寅三郎、新城新藏等，他们的学术背景涵盖了中国文史哲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不难看出，以内藤湖南为首的这批学者，从学会创建伊始，无论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研究视角都显示出这是一个非常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团队。正是在这种贯通文史哲的学理和学风的影响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京都大学中国学连续培养出几代学术名流。尤其是京都大学中国学会组成后，内藤湖南更是一马当先，接连推出了令海内外学人不得不驻足沉思的一些重要学说。宫崎市定认为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的独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史时代区分观点。内藤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远古至东汉中期）、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近世（宋至清代）三个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向外扩张到停止的历史变化。
    2.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宫崎市定指出，把唐五代作为过渡期，宋代以后作为新时代的分期法，在内藤湖南以前既已有之，但那是一种专门研究汉与异民族关系的历史结论。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与此不同，内藤首先从政治上阐述了唐宋之际是中世贵族制的崩溃，宋代君主独裁政治建立的一个历史过程。其主要的标志是代表贵族利益的九品官人法被中止，科举选官制度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唐代中期以来至北宋建立期间发生的历史变化。
    3.宋代近世文化。内藤认为，宋代以后的文化水平不仅可以与欧洲近世文化相匹敌，有时甚至超过了欧洲。对此，宫崎市定指出：“内藤博士称宋以后为近世，不仅是指距离现代比较近的意思，而是认为其文化已达到现代人同水平的程度。其证据有以下五个方面：（1）近世是平民的时代。根据平民的需要，商品不仅大量生产，而且逐渐规格化。（2）作为文化生活经过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这个时期出现了回归自然的新动向。（3）伴随文化持续的发展，自然界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宋以后出现了资源保护法的近代意识。（4）当人类察觉到古代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一种怀古以及收藏古玩的兴趣会逐渐浓厚起来。而认识古文物，丰富文化生活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现象，到了明代，有无资格鉴别文物，则成为了衡量知识人的标准之一。（5）宋代以后，随着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各地的土特产构成了那个时期市场上的一大亮点。”④
    内藤湖南的上述独创性学术观点，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史观。内藤试图以文化史为一条主线来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这些观点在其生前并未引起太多的争鸣。内藤逝世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以日本东洋史学界批判与克服所谓“亚洲社会停滞论”为契机，围绕着时代区分的标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劳动者身份、农业经营形态、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等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与探讨，并因此出现了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学术之争。也正是在这场近三十年的学术讨论中，日本中国史学界造就了几代知名学者，也推出了一批学术名著，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内藤湖南去世以后，京都大学继承内藤湖南史学观点，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以下几位：
    最早接受内藤观点，并将其具体化、著书立说的是冈崎文夫（1888-1950）。冈崎是内藤初期的学生。内藤曾经撰写《支那上古史》、《支那近世史》、《清朝史通论》等著作，概述了中国的各个时代，但是对于六朝时代没有专论。冈崎则撰写了《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书房，1932年初版）补上了这一编。在日本，这是第一本将六朝时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进行叙述的专著。冈崎的研究证明了内藤学说中的“贵族”，源于从汉代社会的内部成长起来的名望家族。随着他们加入到军阀政权之中，遂使其转变为贵族制的政权。贵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在这里得到体现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