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藤史学发展带来的启示
    首先，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先入为主的外界影响。谷川道雄早就提到：“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环境不一样，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不可能直接统制历史学界的研究方法。”（23）“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军国主义专制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一个真正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出现在日本。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无论是文化史观还是精神史观，学者们各抒己见，著书立说。他们在进行历史反省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日本学者认为：“那个时期（指战败后至七十年代末）的自由讨论给日本中国史研究带来了太多的研究成果。”（24）纵观内藤史学以及京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他们虽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但其思维方式与研究立场大多有别于历史唯物论。可见，历史研究可以在方法论上有千差万别，多元化的科学研究有利于课题的深入发展。
    在历史科学领域，试图统一学者的研究意识与观点的做法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方针，才是产生传世作品的最佳生态环境。例如，在以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为办学方针的京都大学，所培养出的学生并非都是信奉内藤湖南的弟子，其中也有坚持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的学者。1978年成立的中国史研究会，其成员均出自京都大学，出生年代多在1949年前后。其会员有吉田浤一、大泽正昭、足立启二、奥村哲、鸟居一康、宫泽知之等人。他们大多数从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京大哲学院中村哲教授的讨论课和研讨班，研读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们的研究志向是想把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理论化，并以此为主线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全过程。目前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史像の再構成--国家と農民》（文理阁，1983年）、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専制国家と社会統合--中国史像の再構成Ⅱ》（文理阁，1990年），中村哲编《東アジア専制国家と社会·経済-比較史的視点から-》（青木书店，1993年）。还有渡边信一郎的《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25）。这些学术著作都是在扎实的实证基础上做出的研究成果，并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此可见，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可以有很多，一个国家、一所大学不仅应该允许多元理论的存在，还应该为研究发展提供更适宜的条件。历史学研究正是通过多元化途径的反复切磋与探讨，才能使研究的结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次，重视学术传承是京都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重视学术传承，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当代人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它对学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学术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所周知，学术发展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一个学术重镇、一个重点学科一定要有它的学术积淀与优势养成。世界著名大学无不如此。从学术薪火相传的角度来看，在内藤史学影响下，京都大学的中国学可谓代不乏人，为京大东洋史的学术地位奠定了牢固基础。
    综上所述，不论是内藤学说的文化史观，还是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论，毋庸讳言，如何评价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谷川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译成中文出版后，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其影响与日本学界同样，褒贬不一。其中得到中国学者称赞的主要集中在谷川的研究视角，即对中世基础社会的研究方面。正如侯旭东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朝廷展开……缺乏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有影响的成果。除了20多年前出现过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进行的社会结构系统分析以外，很少对中国社会作立体的、共时性的结构剖析。仔细比较，除了研究关注点的局限，在分析思路上，中国学者偏重追寻问题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强调的是通‘古今之变’，更关心历时性的分析。因忽视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无法找到结构分析的立足点，应该说也是一个原因，谷川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和启示。”（26）另外，对笔者个人而言，谷川所提出的“在中国专制国家，官僚仅仅是皇权的手足，还是在自己的社会中，扮演一个自觉的指导阶层？从这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官僚阶层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27），也带来一种共鸣。对于中古社会官僚的政治属性的表现，是笔者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对此，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也曾说：“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我们不能夸大、但也决不能忽略这种约束，仅仅把这个体制称之为‘专制的’就到此为止了。”（28）确实，翻阅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检索到很多富有个性、不卑不亢的士大夫的行为记录。试想，没有这批士大夫，没有他们坚持的道统观念，也就不会出现君臣道合的和谐局面，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也将因此失去多彩的内涵。笔者认为，古往今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始终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标志。既然如此，在做人的价值标准上，在社会关怀与社会良知等精神层面的理性追求上，古代人与现代人也应该是相差无几的。
    注释：
    ①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唐研究》第9卷，2003年。
    ②[日]内藤湖南研究会：《内藤湖南的世界》“日文版前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③[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随笔》，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249-271页。
    ④《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随笔》，第261页。
    ⑤[日]谷川道雄：《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問題》，《中国史学》第2卷，1992年。
    ⑥[日]那波利贞：《坞主考》，《东亚人文学报》第二卷第四号，东京：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43年。
    ⑦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