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对六朝名望家族的考察，始终是围绕伦理道德，即精神层面展开的。谷川认为，研究中国中世史，关键是要把握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系，即民众的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他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和谐，而不是阶级对立。中国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支配阶级的资格不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而是源于知识与道德的水准。谷川的豪族共同体学说问世后，1970年代前期，受到了东京学派堀敏一、五井直弘、重田德、田中正俊等众多学者的激烈批评。堀敏一主要从均田制的角度考察了国家权力对农民实施的人身支配，认为中国的历史从秦汉至隋唐的支配体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唐代仍然属于古代社会（16）。除此之外，更多批评的焦点集中在阶级调和论，认为谷川对豪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伦理道德的精神作用，脱离了阶级斗争与唯物论的立场观点（17）。对此，谷川的回答是：为什么大家认为我的豪族共同体论对伦理性强调得太过分？首先，这些批判者都是近代人。近代以前，精神和物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精神物质化，物质精神化，绝不是一种虚妄不可解的现象。然而，近代以来，两者间相互转化的结构被切断，精神的位置低于物质，物质决定精神。现在让人相信精神具有超越物质的力量，是很困难的。针对东京学者重视经济基础的现象，谷川指出：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结构学说，我认为把它看作是一个典型来考虑才是合适的（18）。
    要言之，谷川的豪族共同体观念首先继承了内藤的中世说，同时也受到宇都宫清吉的很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谷川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体自身发展而发展的观点。与秦汉时期的“里共同体”不同，中国中世社会的共同体是一种豪族共同体，而且是存在于国家支配之外的。这个时期的豪族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律性的文化阶层。
    综合考察谷川的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把谷川的历史观归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牵强的。谷川的历史观应该与内藤一样，是一种文化史观。谷川对内藤湖南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内部文化的动因所提出的历史分期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内藤从文化的原因所提出的历史阶段区分，是一种揭示中国历史的新体系。”（19）重视中世豪族精神层面的视角、强调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基本动因，正是谷川对内藤文化史观的一种继承与发展的表现。谷川的这一结论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是否一致，暂且不论，重要的是谷川提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角度。这一点，正像牟发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揭示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被克服的动力机制，使过去因片面强调阶级原理而被有意无意遮蔽了的历史真相和特殊面貌豁然显现出来，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豪族共同体问题所引起的论争不啻一缕春风，为新的理论起步注入了活力。”（2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截止到谷川的前三代学者，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尤其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如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在规定的意识形态中进行研究，很多成果带有明显的先验论色彩，并且对今天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探讨内藤史学的学术风格，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当今学术研究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
    三、内藤史学影响至今的客观原因
    张广达先生曾说：“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21）内藤史学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久远的学术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内藤史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例如历史分期、唐宋变革论等重要观点，均具有相当的学术前瞻性和思索空间。众所周知，一部能够传世的史学著作大体上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理论上有创建，二是文献资料上有新发现。内藤史学即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且，内藤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对此，谷川认为：
    当初，内藤湖南投下的一石，给予了日本学术界长达80年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余波至今尚未消散。在80年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及争论。作为其中的主题，一是六朝=中世论；二是贵族制论。对于这两个主题，作为湖南学派以外的不同观点是古代说，同时提出了重视帝权之说。现在这两股对立的潮流，有时可以看到合流的趋势，但基本还是保持在平行线的位置上。像以前那样的论争基本没有了，研究者们都分别潜心于各自的课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内藤湖南提出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如上所述，湖南认为六朝贵族不是上古的氏族贵族，也不是（像欧洲中世的）封建领主，只是一种具有地方名望家出身的贵族。那么，这种地方名望家的社会存在形式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得到“握有社会上的实权”（湖南语）的资格？当时的社会为什么那样“重视宗谱”（湖南语）？尽管这些作为历史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对这些事实加上问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可以充分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豪族共同体论对于名望家的社会实态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对于名望家的社会威望以及成为其基础的“家”的意义，还没有作过更多的考察。这个方面与当时社会上对人的观念、人生观及宗教意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还等待我们去探讨。（22）
    如前所述，京大学者们一方面继承着内藤史学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发展着内藤学说。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京都学派的传承不是一味地继承，而是不断地对前人的结论提出新的问题意识，提出新的观点，即在推陈出新的前提下，不断地充实与完善内藤史学体系，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在几代学人的共同耕耘下，内藤史学独树一帜，历久常新。
    其二，内藤去世以后，京都学人在大学和民间自发地成立了各种与内藤史学有关的研究团体。除去上面提到的京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以外，还有设置在京都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的内藤湖南研究会以及在大学设置的各种讨论班和公益讲座等。笔者在日留学工作期间，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参加过上述团体的研究活动。令笔者感受至深的是日本学者的持久性与认真性。京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成立后持续展开了三十余年的定期活动，内藤湖南研究会成立也快二十年了。这些研究会坚持长年例行的研究活动，除去出版了系列的研究论文集外，对于内藤史学的深度理解与扩大社会影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