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宫川尚志（1913- ），代表作是《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学术振兴会，1956年）、《六朝史研究 宗教篇》（平乐寺书店，1964年）。宫川对汉代地方社会的里、乡、县三级，对指导这些基层社会的父老和三老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认为：随着汉帝国的衰败，乡里社会发生了质变，阶级对立日趋尖锐，于是地方社会成为豪族支配的舞台。汉末的动乱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流民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六朝时代的村，即中世的农村。
    在宫川研究的基础上，宫崎市定（1901-1995）进一步对中国古代的都市展开了研究。宫崎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商周国家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等一样，都是城市国家。而且秦汉时代的县、乡、亭等制度，即为那个时代的遗留制度。众所周知，城市国家的主要居民是农民，因此那个时候城市和农村还没有分离。但是在汉帝国的崩溃过程中，很多居民为了逃避战乱与饥饿，离开乡、亭，在山野形成了新聚落“村”。而以往的城市则作为政治城市、军事城市（特别是五胡建国以后）继续存在下去了。这种新聚落“村”的长官，宫川和宫崎认为是豪族阶级。特别是宫崎还指出，这种“村”就是豪族的农奴制庄园。六朝贵族是这些豪族阶级中的精华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六朝贵族独立的社会基础。与此相关联的是，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六朝前期为止出现了无数的“坞”。关于“坞”，最早进行研究的是内藤湖南的门生那波利贞（1890-1970）。他在《坞主考》一文中，对其实体作了明确的解释，指出领导难民集团的坞主，依然是各地的名望家族⑥。
    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内藤湖南把六朝至唐中叶看作是中国的中世时期，中世社会的特点表现为贵族政治。他认为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原来地方的名望家族，他们是离开政治权力而独立存在的。此后，内藤的后继者们从各自研究的问题具体地发展了这一学说，而这些研究所呈现的共同点有二：一是视角均为地方基础社会；二是结论往往都是在比较欧洲中世后作出的。
    在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中，学术影响最大的是宫崎市定（1901-1995）。宫崎的学生时代得天独厚，教授中除了内藤湖南以外，还有桑原骘藏、羽田亨和狩野直喜等一代名师。对于宫崎的学术地位，东京学派已故学者前田直典在《古代东亚的终结》一文中曾指出：“内藤博士以后，宫崎市定是京都学派中最卓越的中世论者。”⑦宫崎市定不仅在历史分期法上继承了内藤的观点，而且在经济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诸方面作了大量重要的实证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是宫崎的代表作。该书从官僚选举制度方面论证了中世贵族制度得以形成、持续发展乃至结束的历史原因。对内藤提出的时代区分论给予了实证的有力支持。台湾学者高明士认为宫崎对内藤史学最重要的补充是：“一、将东洋史平等地而非附属地纳入世界史中加以比较；二、从佃户制的性质、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等社会经济方面，阐明宋代为近世之始。”⑧
    第二代学者中还应提到的是宇都宫清吉（1905-1988）。宇都宫也是一位试图建立新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学者，他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从精神史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时代和人一样具有人格，对此，他称之为“时代格”。一个时代就像人一样：既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传，还有自己特有的个性。他说这种“时代格”，是在继承前代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规范的同时，加上时代所固有的个性而形成的。他认为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帝国的完成时期，秦汉帝国的“时代格”具有皇权政治的特点。但是到了六朝时代，否定了秦汉的政治内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时代格”，宇都宫称之为“自律性的时代格”。这种自律性，只有六朝的贵族才有。六朝的贵族阶级之所以可以不接受来自政治权力的支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有社会威望。隋唐时代，吸收了秦汉和魏晋两个时代的特点，因此隋唐的“时代格”表现出一种具有秦汉和魏晋的二重性格的特征，宇都宫称之为“政治自律特征”。可以看出，宇都宫的“时代格”不是静止的，而是因时代不同各具特征的。
    谷川赞同宇都宫关于汉代社会自律与支配原理同时出现的主张⑨，并且在论证六朝名望家族即豪族时，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他们的自律与精神层面。谷川指出这些地方豪族手中掌握的地方社会支配权力，不是来自于皇权，而是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拥戴。之所以受到乡里社会的拥戴，关键不在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数量，而在于他们的人格，在于“德行”，在于他们始终恪守的自律行为以及所从事的学问、思想、文学等产生的社会影响。谷川称中世时期以家族为核心的生活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律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豪族共同体，是维护地域社会安定发展、维护中国中世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管理的重要基础。显然，谷川的研究中来自宇都宫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宇都宫认为“一部历史文献不单单是材料与手段，而是时代精神的结晶”⑩的观点，给予谷川太多的历史感悟。
    二、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论”的构建
    谷川一生的心血在于“豪族共同体论”的构建与运用，他认为：日本战后套用欧洲历史发展模式，将中国历史同样划分为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几个阶段的做法，对研究中国历史来说是无效的。以这样的视角来完成“克服亚洲停滞论”的课题是不可能的。如果欧洲社会的历史是以私有财产制为特征而展开的，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则是以村落共同体的方式自然展开的（11）。谷川指出：在战后二十余年探讨中国史本质的过程中发现，唯物史观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很难吻合（12）。为此，谷川一直在历史方法论上进行着摸索与尝试。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谷川道雄与川胜义雄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的学术观点。他们试图从地方上的名望家族（豪族）与宗族、乡党之间形成的保护与依附关系来考察六朝贵族自立性的社会基础。这个研究包含两方面的意图：一是搞清六朝贵族制的基础不仅来自其个人经营的内部，而且也源于包含广大自耕农在内的社会基层之中；二是贵族阶级的地位与权力不是来源于皇权一侧，而是来自地方民众的支持（13）。其后，谷川与川胜在京都大学又发起建立了“中国中世史研究会”，进一步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广到以集体的方式进行。
    1976年，日本国书刊行会出版了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谷川在该书“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以什么样的方法与结构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是日本学界多年的一个悬案，也是我个人迄今为止最大的兴趣所在。”显而易见，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专著。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制度，谷川道雄认为：“单纯研究律令制的方法，是一种没有血肉，仅仅作为一种理解支配民众政策的研究而已。”（14）在谷川看来，更应该研究的是凝固到这些制度中的时代精神和人的意志。谷川对于当时流行的“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王朝对于民众的人身支配是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而实现的。这种支配关系一旦发生破绽，势必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如果能在承担赋税方面让村落共同体成员平均负担的话，共同体的维持以及社会的安定都可以得到保证。”（15）因此，他认为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压迫不是唯一的存在方式。中国中世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生活在乡里社会的豪族共同体。他们是六朝时代的国家基础。所谓豪族是指那些居住在乡里社会的有名望的家族。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知书达礼，有很好的道德情操，深受邻里百姓的爱戴，对乡里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简言之，这些人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乡里社会享有很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