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与国家在演进和互动中，形成古代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特有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并由此导致华夏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交叉、合一的特殊性。过去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较为薄弱。①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华夏民族与国家在演进中的互动历程
    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社会整合与稳定的工具。在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东方国家中，外在的自然灾害、族群间的战争，与社会内部阶级分层所导致的阶级冲突相结合，形成了东方古老文明中早期国家产生、演进的内外动因。阶级冲突与斗争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内因；而外在的自然生态、族群与社会环境的压力则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外因。但就辩证关系看，两者又都十分重要。没有内部阶级的冲突，国家演进就缺乏质的变化；而没有外部生态、人口、种族压力，由血缘组织向地域性国家组织的转化就将非常缓慢，内部结构也会十分松散。因此，在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其阶级压迫的功能和大规模组织治水、御侮等公共职能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也导致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冲突与在外部压力下人类为生存而产生的融合、集聚相互发生作用。这样，一方面，我们能够在阶级冲突行为的背后看到早期国家面对人口、种族、生态压力所产生的应力机制；反过来，又会在社会发展的融合、秩序及应力机制中发现其内部逐渐聚合的阶级冲突能量。
    这种国家产生的内外动因是不平衡存在的，它会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历史发展道路有所差异。其中“一类其演进最初是由内部固有的因素引起的，另一类其演进则是由外部影响引起的”。② 早期华夏文明亦是如此。外在压力与内在的阶级冲突相互作用，促进社会矛盾的剧烈化和社会机制一体化，由此构成夏国家的演进与夏民族融合的互动之路。从文献考察，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中原大地，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说“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③ 又是一个部落与部落冲突十分激烈的时期。“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④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⑤ 此类记载，触目尽是，可见当时部落间战争的频繁与激烈程度。严酷的自然条件以及部落间无序的争战严重威胁着史前人类的生存，并由此产生出以尧、舜、禹部落为主体的“自愿联合”的庞大的部落联盟，其主要职能就是对肆虐的自然灾害和无序的争战的一种应力机制：即以各氏族部落的相互凝聚的共同力量，来抗拒单个氏族、部落所无法抵御的洪水、干旱；通过联盟内社会整合，达到同一地域部落集团的有序化，弥灭内部争战或抵御其他部落入侵。《尚书》所记“四岳”、“百姓”，当是指这一共同体内的众多成员；他们所讨论的治理水害、驱逐三苗等，当是其时形势所决定的两大主题。而在这种内聚型的各部落间的融合过程中，社会整合所必需的权力基础也出现了。权力基础则导致阶级冲突的剧烈化。
    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民族的整合也同步出现。文献学和考古学材料表明，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各血缘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在具有军事殖民性质的大迁徙中，在中原黄河各支流水系阶地、平原上展开激烈的土地争夺战。徐旭生在谈到炎、黄族团在黄河流域的迁徙时认为，黄帝族团“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是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⑥ 而起源于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的炎帝族团，与黄帝族团夹着黄河南北两岸各自向东，进行军事殖民式的迁徙。黄、炎部族的东渐，东夷族的西向扩张，苗蛮部落的北上，使中原成为各氏族、部落血缘融合的漩涡。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各氏族群体你进我退，你入我出，取胜的氏族群体在这里定居下来，形成华夏族的原胚。战败氏族集群或退居当时生存环境极不便利的江淮、西南，或远走高飞，向遥远的西部、北部逐步迁徙。《尚书》中《尧典》、《舜典》称尧、舜、禹时曾“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分北三苗”等。所谓流、放、窜、殛、分，实际上是通过暴力方式处置战败部落，也是当时战败氏族集群境况的写照。现在尚存的史前传说帝王系统中混淆不清的数十个“帝”、“王”，当是在中原大战中曾一度处于优势的各血缘氏族、部落群体的首领。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5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彩陶艺术突然消失，被龙山文化要素所取代。这说明在当时发生了一个文化的大融合过程。而从其时的文献看，这一时期也正是黄河流域以及中原几大族群的融合与分化时期。通过加强诸如治水、御侮等公共职能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族群，也形成了具有政治职能的地缘集团。《史记》载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⑦《国语·楚语下》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⑧ 随着时日推移，产生了尧、舜、禹等大的部落联合体，同时亦形成了具有地缘意义的早期国家职能的政治制度。
    据史料记载，禹作为部落与族群联盟的首领，在完成治水后，“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⑨ “置万国”，⑩ “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11） 并诛戮不服从的曹、魏、屈骜、有扈等氏，通过镇压等手段扑灭反抗势力，建立阶级分层之国家，导致社会逐渐的一体化。这一时期，以“夏”命名的民族统一体也开始出现。《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谓“执玉帛者万国”，其实即千百个氏族、部族在整合中初步的一体化。在古代，国与邑通，《说文》：“邑，国也。”国又与族通，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谓：“古者族即是国，故动辄即称万国。随社会之进展而国族相并合。”（12） 国、族亦与古人的“姓”、“氏”有关。据今人研究，先秦的“姓”实为一种血缘族属的标志，即“姓族”或“国姓”。童书业谓：“大概最早的姓就是氏族，例如姬姓本是一个氏族（所以‘同姓不婚’）。”（13） 杨希枚则提出“姓族”的观点。（14） 而在夏代，邦国与族氏相结合的社会单位已经较为普遍，如“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15） 直到周代，仍然保留了这种情况。如姬姓之虞、虢、焦、滑、霍、杨、韩、魏，风姓之任、宿、须句、颛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