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这一时代主题继续沿着这两大线索逻辑地展开。一是政治上重整“礼崩乐坏”的局面，将邦国内阶级冲突导致的无序化转向新的社会整合的有序化，此即各诸侯国内容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这次全面且多层次的社会改革，根本目标是政治集权化和政府对国民管理的一体化。它始于齐国，终结于秦国。齐管仲顺应历史潮流，进行社会体制上的变革。《管子》卷8《小匡》：“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31） 政治一体化进程带动民族一体化进程。由于打破血缘氏族，以地域为行政单位，宗法壁垒削弱了，过去分属于各诸侯邦国、各“诸夏”的个人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员，以华夏为主体的“大九州”观念产生了。其后楚、魏、秦的变法，本质上是管仲变革的继续与延伸。变法结果，既成功地将古老的族姓宗法政治体制转化为王权直接统领下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达到在君主集权下的新的阶级分层的有序化；同时又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以强兼弱，西周时千邦林立分散的局面被十几个强大的邦国所代替，而“诸夏”也在这种时代的进程中逐渐凝合为具有利益共同性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另一条主线则以反交侵的民族生存自救为中心展开。这首先表现在华夏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上。在《左传》、《国语》中，“夷狄”“戎蛮”和“夏”的连称、对举增多，夷与夏、华与戎的对举则屡见不鲜。这种夷夏界限又以对夷狄的敌对、仇视和诸夏的团结、和睦的情感态度表现出来。《左传》闵公元年齐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32） 《国语·周语中》周定王云：“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33） 很明显，民族关系的紧张导致夷夏界限及民族情绪的外显。上述论调既带有诸夏文化优越的感性色彩，也有着团结诸夏以求生存的忧患意识。
    这两条主线的展开又呈交叉之势，其交叉点就是国家与民族在新起点上的认同。国家政治秩序的重建，本质上是对殷周“大国小邦”松散盟邦性质的重整，尽管它掺杂着统治者推行霸权的贪欲和权力欲，但政治、经济权力的一体化和上下等级、结构的有序化，必将加强其对外御侮反交侵求生存的能力。而华夏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人们为保卫自己祖国生存权的同仇敌忾，又成为重建政治秩序、加强国家实力的精神资源和驱动力。
    这一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政治与民族这个大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周天子虽有名无实，可他头上国家与民族的主权象征性光环并未褪尽，于是被拉来做最后一次偶像。从政治上说，“尊王”突出了华夏国家的主权理念与社会整合意识。周天子仍是华夏政治共同体最高权力的象征，“尊王”就是遵从西周的传统国家政治的有序化，尽管这种有序化已大量渗入新内容；从民族意义上说，“攘夷”突出了华夏民族的一种自觉的族别意识和自我认同。它以划清夷、夏界限，倡导民族认同为主导，这样周天子又被推举成为团结诸夏、驱逐夷狄的一面政治与民族的旗帜。要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生存权，就必须“攘夷”。这是华夏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再一次在一个坐标上交叉，不过在政治上已开始打破邦国界限，朝统一的霸业发展；民族上已冲决血缘宗族壁障，向华夏大民族观念演进。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就是这种大民族理念的体现。这样，“尊王”和“攘夷”，既互为因果，又互为手段和目的，很难说清两者的主从关系。不过，“尊王攘夷”确实切中了时代脉搏，齐桓公凭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奠定五霸之首的地位，充分说明“尊王攘夷”的时代特征。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它对中国政治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华夏民族的构成中，政治国家及其行为构成民族统一体演进的重要推动力。而不同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例如农业与游牧所形成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区别，又形成国家与民族在地缘、政治、心理和观念上的界限，也形成华夏自身在国家与民族，包括文化上的相互认同的一致性。所以，当腐朽的罗马帝国为四面八方涌入的野蛮民族所淹没，截断了它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时，中国则在“不绝若线”的危境中生存自救。它说明中国内部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调节和应付挑战的机制。春秋时代的剧变及其历史演进本质上对华夏国家与民族发展方向起了定位作用。一是华夏民族文化圈进一步向四边疆域扩展，越来越多的夷狄之地被纳入华夏文化范围，许多过去的夷狄之民融入华夏文化中，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二是许多诸侯小国也在战争的进程中被大国兼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战国时，所进发的由诸夏向华夏（汉）族的民族一体化和由邦国向（秦汉）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的历史潮流，其滥觞即是春秋时国家与民族调节机制的成功转化。
    春秋以后，“大九州”、大一统观念不断出现，也逐步形成较明确的民族界限，即华夏居中，夷狄居四周；同时也形成较严格的“华夷之别”、“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意识。战国时各国沿北边修筑的防御匈奴的长城，构成此后中国北部农业与游牧两大生产方式的民族的较为固定的分界线。同时，战国时代的七雄争霸战争，使远在中原外缘的西部、南方边陲，在传统上被华夏人视为戎、蛮的秦、楚等国，也通过政治统一战争，进入华夏民族与政治国家的行列。这种以统一天下为使命的争霸战，通过由诸侯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直接推动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不同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互渗成为其时的主流。它的结果，除建立了华夏政治大一统国家外，也空前加快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融合进程，华夷民族的界域发生巨大改变，其民族的界限向四周大大推移。秦统一中国，帝国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34） 这里虽然不乏夸耀之词，但是华夏的民族界限与范围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统与民族的融合，始终是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