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以后，由于中原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的政治一体化与民族融合，春秋时代那种激烈的民族对立情绪也逐渐趋于缓和。汉朝初立，汉高祖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并约为兄弟之国，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35） 受汉统治，于是华夷之间的关系也基本稳定下来。
    随着国家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思想意识也发生重要变化。在华夏族与周边各族人民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国家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
    民族称谓往往代表一个人对自己族别归属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他们对己族与他族成员之差别的体认，往往是一个民族最明显的表象特征。在中国古代，人们常将国家、朝代名作为民族象征的族名，将民族同王朝、国家联系起来，华夏族是因夏邑、夏朝而得名，汉族则得名于汉王朝。刘邦曾封汉中，为汉王。故两汉时，匈奴与西域各族人民，往往称汉朝百姓为“秦人”、“汉人”，汉朝百姓亦自称“汉人”，汉官吏、军队则自称或他称为汉吏、汉军、汉兵。《后汉书·西羌传》记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语言不通。”（36） 并常将胡汉、夷汉、越汉并称，如献帝时，乌桓司马阎柔“招诱胡汉数万人”。（37） 及至汉失天下，一方面，四方少数民族常按朝代名而俗称华夏人为蜀人、魏人、吴人、晋人、齐人、宋人、梁人、隋人、唐人、明人，另一方面，“夏”、“汉”作为习惯的族称也被保留下来。《南齐书·王融传》记王融在南齐世祖武皇帝时上疏称：“又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匈奴，备诸觇获。”（38） 唐时蕃汉对举，边疆民族称华夏人为汉，自己也不讳言蕃。《旧唐书·吐蕃传下》就有唐与吐蕃会盟并划定“蕃汉界”的记载。（39） 在唐军队中有“蕃汉”将领分掌兵权，在唐朝廷中有“蕃汉官”治事。“汉”作为专指族称逐渐被固定。有时“汉”不仅作为族称，也作为国家或政府的称呼。如唐蕃会盟，即以“汉”代唐朝国家与政府，而所谓“汉宰相等官”、“吐蕃宰相等”，（40） 均系指“汉”为唐国家、朝廷之证（至今遍及全世界的“唐人街”，应当说也与这种民族称谓密切相关）。它说明，在中国，国家与民族有紧密的同一性。（41）
    综上可知，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但是，国家与民族毕竟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起着社会整合的作用，它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特征十分鲜明。民族则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在中国，民族的文化及心理特点十分突出，在内容上比外显的国家制度化特点具有更多内在的、“软”性的思想意识上的特征，即民族成员表现在民族意识上的自觉认同以及这种文化及心理认同的深沉性、继承性和强大性。秦统一中国以后，随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家机制更加规范及完善。同时，华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体化格局仍继承下来，并且在民族融合与同化中，一方面不断扩大华夏民族队伍，使它成为当今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另一方面东亚大陆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华夏民族先进文化，又不断吸附许多新的民族，形成新的多元一体化民族格局。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转化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
    三、中西不同的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及特征
    在民族与国家的产生过程中，中国和西方社会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在欧洲，最早出现的国家形态是古希腊城邦国家，其后取而代之的是古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灭亡以及蛮族入侵，使得古希腊、罗马文明受到毁灭性破坏。其后，在中世纪的西欧大地上，封建领主割据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形态，基督教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无上权威，并且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这使得中世纪前期，地方主义盛行，普世国家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态，传统的民族受到解构，传统的国家和民族观念也遭到抛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西欧社会开始世俗化历程。为巩固王权，西欧世俗政权的君主同市民结成联盟反对教皇统治，以便为自己的统治寻求新的合法性和强大的政治基础。于是，在国王的政权与市民的结盟下，打垮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家，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而以王朝名义出现的政治共同体逐步取得独立权和主权，成为新的国家形态，也有力促进了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使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显露出雏形。
    这一时期的王朝国家，对国内民众进行了强有力的整合，促进了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这是王朝国家对于近代欧洲国家与民族构成的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王朝国家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巨大矛盾，以市民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在演进中又成为与王朝国家政权相抗衡的强大社会力量。这一时期，人们对专制君主制度的反感，对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及向往感不断增强，构建近代民主国家，成为其时的思想主流。于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又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例如在法国，卢梭等革命思想家将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感同“人民主权”相联系，激发了全体法国人高昂的爱国激情，卢梭也被称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这一运动的特点是：民族观念与民主国家、人民主权相结合，每个法兰西人的命运与国家兴衰结合为一体。从这时起，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呈现出强烈的一致性。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激发法国人民普遍的爱国热情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激起欧洲其他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这种民族主义由于和政治革命、国家发展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又被一些人称为政治民族主义。马克思·韦伯通过对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发展历史的研究，认为民族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它的适当表现就是人们自己的国家，而它在通常的情况下天生就倾向于产生国家”，韦伯还认为民族与政治、国家密不可分，尽管民族与国家不尽相同，但只有与国家联系起来才能进行界定。（42） 这种政治民族主义，将国家认同与人民认同相结合，形成新兴阶级的政治性的民族-国家，在当时起着积极、进步的作用。这种形态的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一是强化国家主权原则及主权意识，注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特别注意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和一致，即民族认同于国家，并因此将国家作为国民利益的保障，而国家认同于民族，则是将民族作为国家稳固发展的基础。二是注意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国民主权在新兴国家中的作用。这种近代新兴的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人文观念的产物，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国民在国家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包含着国民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要求，也包含着新兴资产阶级对政权的要求。因此，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国家最终确立于资产阶级宪政化改造完成之后，是其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历史延续、断裂、再生的产物，是在特定背景下所选择的一条适合西方历史和国情的国家、民族发展道路，也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